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非徹底變法不足自強。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所變隻有關自強之法。
一則淸廷以專製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裡，祖法萬不可變。滿洲君臣之傾心變法，不過求保全滿洲部族之地位。令變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滿君臣雖愚不出此。
二則漢人在此專製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裹眞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
乾嘉樸學，旣造成訓詁考據瑣碎無當大體之風尚；而道光朝科舉惟遵功令，嚴於疵累忌諱，一時風氣，更使學者專心於小楷點畫之間。此風肇於曹振鑄。曹曆事三朝，凡為學政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為軍機大臣，殿廷禦試必預校閱。沒謐「文正」，蓋以循謹為專製政體下之模範大臣也。自道光以來，科場規則亦壞，請托習為故常。寒門才士為之抑遏。鹹豐八年，大學士柏菱以典順天鄉試舞弊罹大辟，科場法稍肅，然至光緒中又漸弛。當時所謂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論捐貲、勞績異途之紛紛！此輩本不知變法圖強為何事，且變法無異先妨礙彼輩之地位與前途。彼輩旣不能走上前麵襄助成事，彼輩又將躲在後麵掣肘壞事。張之洞、劉坤一會奏變法，論及用人，雲：「承平用人，多計資格。時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進者多騎牆，精力漸衰者憚改作，資序已深者恥下問。其所謂更事，不過痼習空文，於中外時局素未講求，安有閱歷？而迂談謬論，成見塞胸，不惟西法之長不能採取學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銳意掃除。」此奏已在戊戌後，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狀況也。
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縱有一、二眞知灼見之士，他們的意見，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郭嵩燾謂：「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輿百姓無輿。官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燾以此告李鴻章，鴻章則曰：「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究，幾二十年。（此光緒三年語。）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其實即以鴻章言，恐亦未能深切瞭解郭氏之意。晚淸大臣能語此者惟曾國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議論，索解人不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