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國家社會繼續震盪與不斷損傷中，過激思想亦逐步成長。
康有為的「速變、全變」兩語，可算是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標語。
同、光之際，所變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後，所變在法律政製。民國以來，則又有「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呼號與活動。
文化與歷史之特徵，曰「連綿」，曰「持續」。惟其連綿與持續，故以形成個性而見為不可移易。惟其有個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謂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輿歷史之生命與精神，皆由其民族所處特殊之環境、所遭特殊之問題、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績，而成一種特殊之機構。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製度，亦包融於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機構中而自有其歷史性。所謂「歷史性」者，正謂其依事實上問題之繼續而演進。問題則依地域、人事種種實際情況而各異。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連綿的努力，與其特殊的創建。一民族政治製度之眞革新，在能就其自有問題得新處決，辟新路徑。不管自身問題，強效他人創製，冒昧推行，此乃一種「假革命」，以與自己歷史文化生命無關，終不可久。中國辛亥革命，頗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於「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於成功，一部分由於以排滿為號召，此在我民族自身歷史中有生命、有淵源。至於民主共和之新政體，以理論言之，與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論及政製精神靡不合。然就實際政情言之，一國政製，有其一國之軌道。即以王室而論，如英、如日，至今猶有王室。如德、如俄，當時王室亦存在。中國以滿族堅持其狹義的部族政權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將舊傳政製一切推翻。當時似誤認以為中國自秦以來，即自有王室以來，一切政製習慣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棄我故常之傳統，以追效他邦政製之為我所素不習者，此則當時一大錯也。即如考試與銓選，乃中國政製上傳襲甚久之一種客觀用人標準，民國以來亦棄去不惜。如是則民治未達，官方已壞，政局烏得不亂？政製旣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製背後支撐政製之理論，亦必相隨動搖，則一變而俱不能不變。而所以猶謂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問題，猶是我民族特有之問題，卻不能亦隨別人之政製與理論而俱變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後，而繼之有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之發動，亦勢之所必趨也。然而離題愈遠，失卻解決眞問題之癥結所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