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之表現，最先則為一種「淸議」。
此種淸議之力量，影響及於郡國之察舉與中央之徵辟，隱隱操握到士人進退之標準。
東漢自光武、明、章，雖雲崇獎儒業，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淸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時，陳寵上疏，建初元年。主改前世苛俗。第五倫上疏，建初二年。亦謂光武「承王莽後，加嚴猛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王充論衡亦極辨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之非。程材篇。稍後郡國察舉，淅移趨向。言事者謂郡國貢舉不以功次，功次即朝廷法令標準也。養虛名者名卽社會淸議之所歸許也。累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韋彪議曰：「國以賢為本，賢以孝為行。按：彪傳謂其「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建武末，舉孝廉」。彼謂「賢以孝為行」，直將西漢求賢一路並入獎孝之中，東漢「孝廉」獨盛，「賢良」浙廢，亦此等議論有以助成之也。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煉之吏，治心近薄。故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純以閥閱取。」史記：「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閥閱即吏治成績也。韋彪此事在建初七年。自是以往，東漢士風，競以名行相高，而郡國之察舉，中央之徵辟，亦隨一時淸議為轉移，直至東漢末葉，此風弗衰。
而淸議勢力之成熟，尤其由於太學生之羣聚京師。
東漢自明帝雖宏獎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風寖衰。其時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玩，學舍頹敝。順帝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時太學生三萬人。然漢武立五經博士，本為通經致用。至宣帝時，博士之學已漸流於「章句」。漢初治經，有「訓詁」，而無「章句」，學者常兼通，務求大義。「章句」之興，始於小夏侯（建）尚書。自有章句，乃有分經專治之「家法」。家法之起已晚，若早各恪守家法，則歐陽尚書之傳統下何來有大、小夏侯？至東漢而益甚，此即所謂今文學「家法」也。西漢所謂「古文」，如史記言「詩書古文」之類，蓋通指五經，以別於後起之「百家言」，故謂之「古文」，其意猶雲「舊書」也。劉飲爭立古文尚書、毛詩、左傳、逸禮諸經，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征驗。」此亦爭其同，非故翹其異。正以非古文舊書，（即為後起「百家言」。）即不得在朝廷立博土。故劉歆言此諸書亦皆古文可征驗也。迨王莽敗，光武興，劉歆所爭立諸經仍罷博士不立，於是乃指遵朝廷功令守博士家法者（即當時所立十四博士）為「今學」，而以自相傳習、兼治未立博士諸經者（即劉歆所爭諸種）為「古學」。故今學皆有「家法」，守朝廷博士章句，古學則多雲「不守章句」也。此兩漢「今、古學」眞分別，淸儒張惶其說而多誤。章句繁瑣比傳，殊不足以饜賢俊之望，故博士至於倚席不講，學者或自遍謁名師，會通羣經，治求大義，如馬融、鄭玄輩，則所謂「古文家」也。「古文家」之為學，大體上欲複反宣帝以前舊門路，即務兼通、求大義是也。馬、鄭則再從此工夫下創為新章句，以簡當易舊章句之繁瑣比傳。然大多數居京師，目係世事之黑暗汙濁，轉移其興趣於政治、社會實際問題，放言高論，則為淸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