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演變，並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邏輯。因不斷有人類的新努力參加，可以搖動邏輯之確定性。倘使當時的新政權，能有較高的理想，未嘗不足以把將次成長的離心力重新團結起來，而不幸魏、晉政權亦隻代表了一時的黑暗與自私。
曹操為自己的家世，父嵩為宦官曹騰養子，官至太尉。陳琳為袁紹作檄雲：「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對當時門第，似乎有意摧抑。楊、袁皆東漢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殺太尉楊彪，孔融目：「孔融魯國男子，明日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然孔融與彪子修，卒皆被戮。操與孔融手書曰：「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達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殺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則操之意態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詔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舉，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二十二年令：「韓信、陳平，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瑰，秦不敢東鄉，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今按：西京重「賢良」，東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歸「賢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諸人已早發之。惟此三令之措辭明白破毀道德，益趨偏激，前固無例，後亦少偶。明說「唯才是舉」，雖「不仁不孝」亦所勿遺。他想要用循名責實的法治精神，來建立他的新政權。故雲：「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魏誌劉矯傳。）直至魏明帝猶雲：「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蓋尚「名」則其權在下，尚「法」則其權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借著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依然仗的是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袁紹借討董卓之名為關東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