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昔在北宋時，大教育家胡瑗，講學蘇、湖，實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開始。當時已有分齋規製：一為經義齋，一為時務齋。“時務齋”即為講求政治社會人生一切實際康濟之事業；“經義齋”則為此諸種事業之最高理論與中心信仰之淵泉。一時人材蔚起，稱美千古。現在本團課程，於各項實際有關康濟事業之上，有總裁精神訓話，又有革命哲學，實與胡安定蘇、湖講學經義、治事分齋並修之意相仿。
所謂革命哲學，大體言之，凡屬哲學應為革命的，最哲學者即為最革命者。否則陳陳相因，蹈故襲常，永遠是一個老套，何名哲學？因此哲學必帶革命性，而革命事業之發動，其背後必為一種哲學精神，亦斷無可疑。但既講革命哲學，則似乎隻講總理遺教、總裁言行即得，何以又要講到中國古先哲人之傳統思想？這裏有一層應加闡說，因革命同時即是傳統，二者實一非二。若僅有革命而無傳統，試問何處複有國家，何處複有民族，何處複有曆史，何處複有文化？國家、民族、曆史、文化，根本上都是一個傳統。
即以人生言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生實際便應是一個革命。但到底有一個“人格”，有一個“我”在，此即所謂傳統。故知“革命”“傳統”實屬一事。隻要現在成為傳統，在過去一定是革命的；隻要現在真夠得上革命的，在將來也一定成為傳統的。我們當以革命來光大傳統，亦應以傳統來培養革命。這是從曆史上的看法。
若從心理上看，則隻要我們精神一振奮，便見傳統無非革命。若我們精神一懈弛，便見革命盡成傳統。這應該是“革命哲學”之最要義，亦即“人生哲學”之最要義。
二
讓我們先一看晚明時代。任何一時代的學術，大體都賴外力扶護而在良好環境下產生，獨晚明諸老所處時代特為不同。他們的學術，乃在外力極端摧殘壓迫下成長。他們的精神，純為一種對時代反抗、對環境奮鬥的精神，可說是一種最艱苦最強毅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