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渡，時代風氣掩過了個人思想，日常生活掩過了文字著作。那是一個輕妙而懶散的時代。我們要了解那時人思想，應該從其生活態度及日常談吐中找，主要如世說新語所載。大體還是承襲西晉。一言蔽之，隻是莊子思想之世俗化、富貴化，向秀、郭象佞人哲學之普遍實踐，當時談辨資料，除卻《老》、《莊》、《易經》外，尚有幾個大家喜歡討論的問題。據王儈虔戒子書，見南齊書。一是“聲無哀樂論”，此論乃魏、晉間嵇康所唱。哀樂不在外麵的音聲，而在聽樂者的心情。若照此理推演，則外麵實際世界一切事物變化，可轉成都不重要，重要的隻在自己心懷裏。無怪中原塗炭，半壁偏安，他們還有興趣，捉麈清談，如若無事。二是“才性四本論”，此亦魏、晉間之辯論的老題目。詳論已無考，隻知傅嘏論“才性同”，鍾會論“才性合”，李豐論“才性異”，王廣論“才性離”，有此四派意見。不論東晉的名士們，對此問題的異、同、離、合抱如何的見解，要之他們看重性情，認為是先天的、本身的，看輕才業，認為是遭遇的、身外的，則可無疑。如是則人生陷入虛幻玄想，最多是一種“藝術人生”，沒有“道德人生”積極向前奮鬥努力的一種堅強精神。
現在姑舉一例述之。據說當時諸名賢，盡都鑽味《莊子逍遙篇》，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時有佛徒支道林，在白馬寺，論及《逍遙》，為諸名賢尋味所不得，此後遂用支理。這一節記載，卻說明了當時思想界之無生命，無出路，遂不得不降服於西方之佛教。支義大略如下：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鷂。鵬以營生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鶡以在近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玄感不為，不疾而速，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係嚐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世說新語·文學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