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道生在佛學上之大貢獻有二：一是他提出“頓悟”義，一是他提出“佛性人人本有”義。他說：
見解名悟，聞解名信。信解非真，悟發信謝。理數自然，如果就自零。悟不自生，必借信漸。用信伏惑，悟以斷結。（慧達《肇論跋》引生公語）
佛教解脫，本有信解脫與見解脫之分。生公特提“悟”“信”兩途，“信”是信奉外麵教言，“悟”則發乎內心知見。生公說“悟發信謝”，便把宗教信仰完全歸宿到自己的內心開悟，悟了，信便如花般謝了。這便衝淡了宗教的信仰精神。這便是把佛教轉向到中國傳統思想來的一個主要關鍵。同時謝靈運即說：
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較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辨宗論》，見《廣弘明集》）
這是說中國思想一向重於見理，故遂輕於受教，這即是中國傳統思想之基本態度，所以不易有宗教發達之症結所在。現在竺道生是一佛教徒，而特別提重“悟”的境界，在這上，便易把佛學融會到中國思想上來。道生對謝靈運意見有一批評說：
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曰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複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答王衛軍書》，亦見《廣弘明集》）
這是說不知不能有信，但所知還是別人之知。惟心同理一，借仗別人之知，可以促起自心開悟。此即孟子“性之”“反之”之義。但若自心不開悟，則所知終非己有。理在心外，並非由自心照見。從此說法推進，必然要到達人人心中皆能照見佛所開悟之理，乃始是“佛法”之結論。在人生界找尋一真常不滅之體，乃佛學一最要蘄向，此一真常不滅之體並非佛身，而是“佛法”。換言之，不是生命，而是一種“理”。再進一步言之，此一真常不滅之體，尚非佛法，而是對此佛法之一種悟。僅能信受佛法，佛法仍在我外，必須自心開悟，佛法始與我為一。此種開悟，即是“佛性”。此“性”字含義，與中國儒家“性”字原義不同。儒家說性，指人類生命之全過程及其大趨向而言。佛性則是一境界，即一種開悟。故襦家性字涵義中有仁，佛性則偏在智。佛性真常不滅，即達“涅槃”境界。關於此理之重要發揮在《涅樂經》。竺道生時，恰正《涅槃經》開始傳譯到中國。初譯隻是六卷《泥洹經》，覺賢譯。道生即根據此六卷譯本透悟出“人人本有佛性”之創見。據傳：高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