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到宋儒思想入微處，該從程明道開始。上述三家，都不免從外麵講，明道始直指內心。而且他比較更看重《論語》、《孟子》勝過了《易傳》與《中庸》。在他始是所謂吃緊人生。他最重要的文字是《識仁篇》。他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猶是二物有對，此二物即心與理。以己合彼，以己心，合彼理。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西銘舊名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若存得，便合有得，即存久自明也。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遺書》卷二上）
濂溪、康節、橫渠都從外麵窮索此理，明道卻認此理即在吾心，故不須向外窮索。既心即是理，則此心自能合理，故亦不須防檢。此理何理？即是與物同體之“仁”。就身言，則我與人別，我與物別。就此心之仁言，則物我渾然同體，此即是一絕對。所謂“與物無對”。天地萬物盡融化在此絕對之仁體中。禮、義、智、信種種之德目，也隻是此仁體之各別表現而已。明道此意，較上述三家，更能把握得先秦孔孟薪傳。惟明道在此上提出兩項工夫，一是“識”，一是“存”。他先說須識得此理，再存之於心，及其反身而誠，真感得吾心與此理合一無二，此即城。則更無別事。他又說“存久自明”。“明”與“識”不同。“識”是向外識得，“明”是內心自明。必到明了，才是真得，真有之。似乎工夫的第一步，仍在“識”上。但明道對如何“識仁”，卻未細言。隻說《西銘》備言此體，即以此意存之便可。明道在此上未更細闡，遂留下待伊川來補充。但我們若撇開伊川專從明道深入，便易走上陸、王道路，所以朱子必要合言二程，不再加以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