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至對於國種生不甚愛惜之念與深惡痛疾之意，而惟求一變以為快，則其救國保種之熱忱既失，而所以為變者，亦不可問矣。“三民主義”之精神，始終在於救國，而尤以“民族主義”為之綱領。民權、民生，皆為吾中華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則民權、民生，皆無可附麗以自存。所謂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華民族自身之意識，則一切無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認明者也。其於中山學說為透辟的發揮者，有戴季陶氏。戴氏極言中國國民自信力之消失，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山先生說：‘中國國民的自信力消失了。’照現在這一個思想界的情形，正是證明中國國民自信力消失的真像。在一般反革命的頑固保守的人，他們固然不曉得文化的意義是什麽，也不曉得孔子思想的本體是什麽；而在一般革命的青年，雖然從科學的智識裏麵了解了多少文化的意義，但是並不能忠實地用科學方法來觀察中國的文化，和中國固有思想的價值。一味認中國的文化，都是反科學的，而加以排斥。於是在思想上麵，革命與反革命的分別，幾乎變成中國的與非中國的區別。這是我所認為很痛心的。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現在要改革的是中國，如果中國的一切，直是毫無價值；中國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無存在的意義；中國的民族，也沒有創造文化的能力。那麽中國人隻好束手待斃，就算完了，還要做什麽革命呢？”
人的意義與做人的根本之忘卻，
戴季陶《青年之路》：“前後三四十年當中，我們細細審查中國的國民，尤其是有改革中國誌趣的青年，他們的思想上，有兩個最彰著的特點。第一：對於指導中國革命救國的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主張，隻是在向歐洲文化前進的一點，盲目地追隨著。第二：我們看這幾個時期當中，中國人對於歐洲文化的認識，對於救國方法的認識，除了孫先生一貫的‘三民主義’而外，一般都是忘卻了人的意義，忘卻了作人的根本。第一個時期，隻看見槍炮兵艦，不看見人。第二個時期，隻看見政治法律製度，而不曾看見人。第三個時期，把一切唾棄幹淨，連作人的必要，也一氣拋卻。第四個時期，幾乎要看見人了，又被一個社會的假麵遮住，於是隻看見了社會的幻影。中山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心之器也。’既不曾看見人，自然失了心。連人心尚且失卻，還從何處建國，何處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