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時代學術思潮之變遷，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從其後而論之，莫不有其遞邅轉移之跡，與夫盛衰興替之所以然。若有大力挾之而趨，一時學者特人乎其括，循乎其機，隨逐推遷，不能自主，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顧當其未變之先，與夫方變之際，則雖有大智，亦不能測其所將屆。而其可變者，固若百其途而靡已也。今將論最近期之學術思潮，則革命以還，為時不及廿年，萌蘗僅生，幹體未立，固若無可為說。惟其承先啟後之述，則亦有可得而微指者。較而論之，不越兩途：一則汲舊傳之餘波，一則興未有之新瀾。鼓**回激，匯為一趨。此曆代學術之移步換形，莫不如此，正不獨最近一期為然也。言其承接舊傳之部，則有諸子學之發明，龜甲文之考釋，與古史之懷疑。三者，蓋皆承清儒窮經考古之遺，而稍變其麵目者也。清儒研治群經，於諸子即多所董理，校勘訓詁，卓著成績。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儒之有功古學者，更一端焉，則校勘也。古書傳習愈稀者，其傳鈔踵刻，偽謬愈甚。馴至不可讀，而其書以廢。清儒則博征善本以校之，校勘遂成一專門學。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據他書所征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證。或是正其文字，或厘定其句讀，或疏證其義訓，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語句，一旦昭若發蒙。其功尤巨者，則所校多屬先秦諸子（例略）。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蓋自考證學興，引據惟古是尚。故王念孫《讀書雜誌》，已推勘及於諸子。其後俞樾亦著《諸子平議》，與《群經平議》並列。而汪（中）、戴（震）、盧（文弨）、孫（星衍）、畢（沅）諸賢乃遍取古籍而校之。夫校其文，必尋其義，則新理解出矣。後此洪頤煊著《管子義證》，孫詒讓著《墨子間詁》，則躋諸經而為之注矣。及今學者皆以子與經並重，思想蛻變之樞機，有捩於此而辟於彼者，此類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