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戴氏弟子之傳其學者，皆治字義、名物製度而不敢及於義理。
淩廷堪《東原先生事略狀》：“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製度。至於《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由古訓而明義理，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製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製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右，而義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人之定論雲爾。”
今按：淩氏此文，發明戴學傳授，至有關係。蓋東原一生精力所萃，及其著書成就，本在考古窮經一路。其晚年發揮義理，又深詆宋儒之意見臆說，而一本於古訓。故傳其學者，亦更不敢憑空說理，而惟益盡力於考古窮經之途。蓋不敢遽希其師之所至，而惟依循其師之所由至者以為學，此亦當時學者謹慎忠實之一端也。段玉裁《戴先生年譜》，記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其後段氏重刻《戴東原集》，作序雲：“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聖人製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終始，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製度、名物、人事之是非善惡，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胡適《戴震的哲學》謂：“段氏既親聞戴震義理為文章、考核之源之說，卻又以為考核乃義理、文章之源，可見得一解人，真非易事。”不知段氏之意，以戴震所謂義理為考核、文章之源者，乃既通乎性與天道以後事，非下學所能妄希。至於所以求通乎性與天道者，則仍本諸考核。故段氏非明背師說，乃正所以善會師說也。戴學之所以卒不出於考核之途者，其故在此，不得盡歸罪於戴派後學之無解人也。蓋皖派本以承統走入革命，重自革命返歸承統，其流變之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