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要講到劉知幾的史通，那已在清代。史通這部書，在中國學術著作中，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中國人做學問，似乎很少寫像通論、槪論一類性質的書，如文學通論、史學通論等。中國人做學問，隻重實際工作。史通則可說是中國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成為一部特出的書。
我講過，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有兩種新的學問，一是史學，一是文學；於是乃有經、史、子、集之四部分類。在文學方麵，最著名的有一部梁昭明太子的文選，薈萃了這時代新興的各家的文章。另外有一書，文心雕龍，是梁代劉勰所著，這書可以說也是一部極特殊極有價値的文學通論。宋人黃山穀曾說：文心雕龍和史通，二書不可不觀。他就把和兩書相提並論。但中國在文學上自唐代韓柳古文運動起，經宋以下，有了韓柳古文，對文選體的文章就比較看輕了。而劉勰的文心雕龍，不僅是他批評的重要在駢文方麵，而他書的本身也是駢文，所以比較不受後人重視。而中國的史學則不像文學，並無一個新的轉變，因此一般人一路下來仍多讀史通。文心雕龍到了唐、宋以後，慢慢注意的人少。直要到近代，不再看重唐、宋古文，以至桐城派，而再回上去研究魏晉南北朝的駢文，這部文心雕龍遂又被看重了。
今天我們平心來看這兩部書。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龍之價値，實還遠在史通之上。我曾講過，史學當有三種工作，即考史、論史、著史。史通向來列為一部評史的書。但評史更重要是在評論這一時代的歷史，而史通隻是評論史書，不是評論歷史。史書記載「史情」，應具「史意」。什麼叫「史情」
呢？這是當時一件事的實際情況。如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這是一件事；這件事的實際情況，我說它是「史情」。今天我們說這是漢武帝要便利專製，其實並不合於當時歷史實情。每一件史事背後，我們要懂探求其實情。這賨情背後就有一個「史意」。這是在當時歷史實際具有的一種意向。當時歷史究在那褻要往那一條路跑，跑得到跑不到是另外一件事，但它有一個意向，想要往那條路跑。我們學歷史的人，就應該認識這一番「史意」。史意得了，史情自然也得了。如我們研究春秋，就該認識春秋時代這段歷史背後的一番意向，才能眞明白到那時歷史事件之眞實情況。這才是我們的史學。我們具備了這一種的史學，才能來寫歷史，而後才始有史書。史書的最大作用，要能發掘出他所寫這一時代的「史情」與「史意」。史學家寫史的作用在這裹，我們要來批評歷史，考史、論史，也該從這個地方去注意。而史通則儘在那裏論史書、史法，史記怎麼寫的，漢書怎樣寫的，寫得好和壞；儘在寫史的方法上著眼。倘使照我剛才的理論講，史書最重要的要能看出當時這許多史事背後的實情和意向；而劉知幾史通在這方麵是缺乏的。他隻注意在幾部史書的文字上，沒有注意到歷史的內容上。他隻論的「史法」，沒有眞接觸到「史學」。苟無史學，他所論的史法，都是膚淺的、皮毛的。史法之眞實根源，並未涉及。孔子春秋是有史法的，但春秋史法之來源，則在孔子對春秋時代之史情與史意，有他一番極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