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們講鄭樵的通誌。鄭樵字漁仲，和朱子同時稍早。我曾講過杜佑通典，這是中國史學裏相傳三通的第一部；鄭樵通誌是第二部。不多年，下到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第三部。在馬端臨通考未出以前，大家看重杜佑通典。自通考出世，一般人都讀通考。通誌比較最不受人注意。但到了近代，像梁任公，就特別推尊鄭樵通誌。因通典實際上是一部講製度的書，而通誌意義則大不相同，範圍擴大，非復政治製度可限。
通誌有一總敍，開首即說：
會通之義大矣哉。
他特別提到這「會通」二字。究應作何解？我們首該注意。他又說：孔子六經之後，惟有司馬遷的史記：
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
做學問要能會通，就先要能「博」，博了才能通。學愈博，則所通愈大。鄭樵嫌司馬遷不夠博，乃是就他所寫的通誌來作批評。實在史記與通誌兩書體製不同，未可相擬。大抵鄭樵之學，博而求通，而不免於多偏，其開始總敍即可見。
鄭樵又說，著書都不免要採前人之書，然亦「必自成一家之言」。像司馬遷史記，即是能成一家之言者。從孔子春秋以後，能有製作規模，成一家言的，就該是司馬遷的史記。至於班固漢書，則並不能成一家言，遂失會通之旨。蓋須博而能通，始成一家言。若一開始便專門在一條線上，不於博後求通，則不能成為一家。
鄭樵又說，遷、固像是一龍一豬。後代史家都棄遷而用固，斷代為史。像劉知幾更是尊班抑馬。在鄭樵意思裏，很看不起斷代為史，把一代一代隔斷了來寫歷史，則「無復相因之義」，也就不見有會通。
他曾舉出幾點，如定稱誤、蜀為「寇」，如北朝就指東晉作「僭」，則謂朝為「索虜」，北朝又稱南朝為「島夷」。又如齊史稱梁軍曰「義軍」，這就更不通，應稱「叛軍」纔對。隻因齊史由梁人來寫，遂呼梁軍作義軍。正如隋書亦稱唐兵作「義兵」，亦因隋書由唐代人寫；這和上麵北稱南為「島夷」，南稱北為「索虜」，又不同。在晉史裏，晉篡魏，目忠於魏的為「叛臣」，但在魏則是忠臣，如王淩、諸葛誕、毋丘儉等。齊接宋，齊書裏稱忠於宋的為「逆黨」，像袁粲、劉秉、沈攸之等。如此之類，據鄭樵意思，都是失掉了會通，都隻因斷代為史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