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學的發展及其曆史局限性
蘭學[242]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近代科學，它對日本生產力的發展和反封建思想的產生都起過重大作用。約在18世紀中葉，日本、朝鮮的知識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譯員），在長崎出島同荷蘭商人接觸，吸收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將軍吉宗出於財政需要，獎勵實學，開洋書（特別是漢澤的）之禁，派人學習荷語及自然科學。結果，幕府醫官野呂元丈（1693—1761）寫成《荷蘭本草和解》12卷（1750）；日本實驗醫學先驅者山脅東洋（1705—1762）通過人體解剖，糾正舊說，寫出《髒誌》一書（1754）。當他發現解剖結果同荷蘭解剖學書一致時，指出“履實者萬裏同符”，論證實踐經驗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陽（1698—1769）研究荷語，出版了《荷蘭文字略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醫前野良澤（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4—1817）又據解剖屍體的經驗，譯出荷譯德國《解體（解剖）新書》附圖譜共5卷，引起日本科學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學方麵，早在1708年，幕臣學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紀聞》，後又寫《采覽異言》，[243]此兩書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價值的同時，承認其物質文明的優越性，影響以後日本人的西洋觀很深。西川如見（1648—1724）著《華夷通商考》。[244] 1812年，伊能忠敬（1745—1818）用測量器費時20年測繪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幾接近今日科學水平。藥學者兼俗文學家平賀源內（1728—1779）遊長崎後，努力鑽研科學，實驗種植甘蔗、藥草、製糖，發現石棉，還研究荷蘭的製陶術。平賀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嘲罵徒事空談、盲目崇華的“腐儒”。在天文學方麵，長崎的譯員本木榮之進（本木良永， 1735—1794）寫了《天地二球用法》（1774），介紹了哥白尼的地動說。1811年，幕府據天文學者高橋景保（見下）的建議，在江戶設立洋書翻譯局，使荷語學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澤（1757—1827）等譯出法人諾埃爾·肖梅爾著《日用百科辭書》（荷譯本）。[245]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譯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