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會外交的失敗，置中國於戰敗國的地位。消息傳來，全國群情激奮，學界情緒尤為激昂。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學生們手持旗幟，上書“爭回青島方罷休”“拒絕和約簽字”“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遊行隊伍衝向趙家樓，火燒賣國賊的巢穴，痛毆章宗祥。這就是中國近代革命曆史上偉大的五四運動的開端。它以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為導火線，揭開了中國人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天安門前的星星之火，迅猛形成燎原之勢，席卷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5月7日，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重慶等地的學生分別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全國二十多個省的幾十萬學生相繼投入了五四革命風暴之中。6月3日，中國工人階級也投入了鬥爭，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與五四運動的爆發，兩者具有深刻的內在聯係。五四運動是1911年辛亥革命失敗以來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產物。五四運動爆發的曆史必然性中包含著和會外交失敗的原因，因此，和會外交的失敗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迅猛地點燃新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革命烈火，並且使它具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曆史意義。
和會外交的失敗打破了部分國人對和會和威爾遜的幻想，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覺悟。當巴黎和會開幕時，中國有一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帝國主義的宣傳和“威爾遜十四條”的迷惑下，為巴黎和會的召開慶幸，對英、美等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代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上海《時事新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歐戰結束，和會開始，凡為弱小之國，莫不思借威爾遜之宣言，力求國際之平等，如民族自決，外交公開，國際弭兵等項，尤為著者也。”[59]陳獨秀和他主編的《每周評論》也曾對和會和威爾遜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和會通過取消中國和外國訂立的喪權辱國條約，承認中國收回山東的權利。他還主張，亞洲各國聯合起來，向和會提出“人類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意見，如這一意見能通過，那“他種歐美各國對亞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種不平等的條約，便自然從根消滅”[60]。他甚至把威爾遜捧為“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61]。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分割弱小民族的醜惡嘴臉以及和會對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這些嚴酷的事實，徹底打破了某些中國人對和會和威爾遜所抱有的幻想。陳獨秀說：“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62]由此他進一步認識到，和會是分贓會議，“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63]。李大釗也憤怒地揭露：“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64]而且質問威爾遜道：“威爾遜！你不是反對秘密外交嗎？為什麽他們解決山東問題，還是根據某年月日的倫敦密約，還是根據某年月日的某某軍閥間的秘密協定？”[65]對和會和威爾遜的這種新認識，激發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覺悟，點燃了熊熊的“五四”革命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