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的革命洪流猶如大浪淘沙，不僅使中國而且使日本的各階級、階層顯現出對它的態度。
日本統治階級從其侵略本性出發，極端仇視五四愛國運動，一麵通過外交途徑提出“抗議”，要求北洋政府采取堅決措施取締學生運動；另一方麵則指使日本特務分子和親日派對學生運動進行直接破壞。
日本國內則輿論大嘩。5月6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表社論，攻擊和誣蔑五四運動，說什麽它“好比婦女犯精神病後，放火燒家，自身投井”[2]；5月10日，該報又攻擊五四運動是“華人自危其國家”[3]。
6月3日後，中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大阪《每日新聞》又叫喊，運動激化後變成第二個俄國革命，要求政府與中國軍閥相勾結鎮壓愛國運動，[4]甚至主張借此向中國宣戰。對此，當時日本內部意見分歧。有的主張袖手旁觀，有的則堅決反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反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滿腔熱情地聲援朝鮮的“三一”愛國運動。但對五四運動卻無動於衷，僅想通過四國借款團來解決山東問題。[5]
這便說明，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攫取山東為己有的帝國主義外交的“勝利”，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民族沙文主義的狂熱。
此刻，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吉野作造博士，伸張正義，揮筆撰寫《勿要謾罵北京學生團的行動》，發出正義心聲：“中華民眾一般反日，不過是對官僚、軍閥以及財閥代表的日本的反感”“鄰邦的一般民眾恐怕不知道我國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如果知道了，他們必定立即會隱忍反日的聲音的”。[6]接著他又在《東方時論》7月號上撰寫《中國的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一文，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兩個日本論。他寫道：“在中國排斥日本的事實是排斥侵略的日本。但日本本身絕不是侵略主義國家，官僚軍閥的日本具有濃厚的侵略色彩……可是，現在[日本]國民的多數是愛好和平、愛好自由、愛好共存主義的。這就是說，今日的日本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7]吉野先生的這些論述說明，他通過五四運動而對日本有了新的認識。吉野從這種認識出發，進一步探討中國人民為什麽反對日本的官僚、軍閥？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日本和中國的官僚軍閥是個什麽關係？他認為，兩國的官僚、軍閥互相狼狽為奸，日本的官僚、軍閥在中國政府中扶植中國的官僚、軍閥，通過他們圖謀自己的利益；而中國官僚、軍閥依靠日本官僚、軍閥的禦用商人主義外交的支持，鞏固自己的地盤。[8]因此，他再次指出：“他們呐喊的反日是反對操縱和籠絡中國官僚、軍閥的官僚、軍閥的日本，而不是懷疑和他們（指中國人——筆者注）產生共鳴的日本國民的公正性”[9]，進而承認和支持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官僚軍閥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