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作造對五四運動的同情、聲援和建立日中友好關係的殷切希望，絕不是先知先覺的。他是經過曲折的社會實踐逐步產生的，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他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擁護者和支持者，曾經寫了不少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出謀劃策的文章。例如日本政府向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他說“和列國競爭，建立在中國的帝國勢力和帝國的利權，絕不是無用不及之事”[45]，“這次要求（指“二十一條”——筆者注）大體上是最少限度的要求，對日的生存來說必不可缺，刪除第五項[要求]是甚為遺憾的”[46]。不僅如此，在《關於決定對華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昏迷》一文中，極力主張日本支持袁世凱，以達到其侵略目的。吉野的這種立場和觀點，當然是和在培養日本官僚的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接受的教育分不開的。然而學校教育固然對一個人的人生觀之形成會起很大作用，但是在廣闊的社會實踐中又會使人的認識發生變化。
吉野對五四運動的同情、聲援和共鳴及建立日中友好的理想，來自兩種因素：一是其思想本身的進步和發展，一是對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解。1910年，吉野遠渡重洋留學西方，受到歐美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1913年7月回國。這時正是大正初“打倒閥族，擁護憲法”的護憲運動時期，改良官僚軍閥的專製主義的大正民主運動在興起。此時回國的吉野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論群眾的示威運動》一文，標誌他開始登上大正民主運動的政治舞台。他嫌惡官僚軍閥的“暗室政治”，主張民本主義，並為實現這一目的積極宣傳民本主義思想，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大師。這一主義在20世紀初期的日本盛極一時，頗有影響。它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和官僚軍閥對立，具有一定的革新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