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德國的一些學者認為，《防共協定》是純屬意識形態的協定，是“沒有支柱的聯合”，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似乎沒有起實質性的作用。其實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局部戰爭逐步發展為全麵的世界戰爭的。本協定是在發動局部戰爭時，即日本蠶食華北、準備發動“七七”事變，德國準備侵吞奧地利和捷克時締結的。“反共”的口號在日德意發動局部戰爭時起了掩護侵略的作用。毛澤東同誌指出，“希特勒和他的夥伴日本軍閥，在一個長時期中，都曾經把反蘇的口號作為奴役本國人民和侵略其他國家的托辭”[27]。日本蠶食華北時，就打著反共的旗號。1936年1月，廣田外相在《對華三原則》中聲稱，“今天中國麵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國赤化分子的跋扈想象之外”，“帝國為了防止赤化，願意和中國進行種種合作”。[28]日本是迎合英法美的反共反蘇的綏靖政策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共政策，欺騙輿論，掩蓋侵華實質。而且以反共為誘餌，引誘蔣介石和日本訂立反共軍事同盟，以便進一步侵略中國。為此，1936年9月日本派川越到南京，就為反共而日軍駐紮中國問題，和蔣政權的外交部長張群進行過談判。1936年3月德國侵入萊茵非軍事區時也以反共掩蓋侵略，希特勒在國會上大肆聲稱，由於法蘇條約的生效，德國受到“布爾什維克的威脅”，因此我們要進入萊茵。
不僅如此，《防共協定》對日本來說是個發動七七事變的外交準備。簽訂協定七個月後，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全麵侵略中國。當時社會主義蘇聯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因此蘇聯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嚴重障礙。有田外相說，蘇聯和共產國際“是完成我東亞政策的最大障礙”[29]。但日本不可能動用武力掃除這一障礙，因為日本關東軍的兵力遠不如蘇聯遠東軍。據日本軍部的材料，1936年蘇聯在遠東的兵力是：步兵師十四至十六個，飛機一千二百架，總兵力三十四萬人。而日本隻有三個步兵師，一百八十架飛機，總兵力八萬人。其中一部分隨即調入關內參加侵華戰爭。因此，日本外務省於1936年6月便擬定“為了圓滿地完成大陸政策，必需和其他列強攜手壓抑蘇聯”的方針。[30]這一列強就是德國和意大利，當時負責協定談判的駐德武官大島浩，和裏賓特洛甫談判時，曾數次談道：“日俄戰爭時，德國皇帝在沈陽戰役後於芬蘭的一個港口和沙皇會晤，向他保證這次戰爭期間德國不侵入俄國。於是俄國把歐洲兵團輸送到東亞，在四平鎮集結了非常精銳的部隊”，因此日本在四平戰役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31]日本從這一曆史教訓和現實的力量對比出發，和德意結盟，從西部牽製蘇聯，從而解除日本攻打中國時的後顧之憂。簽訂協定後，有田外相在樞密院得意地說道，“用本協定加大對蘇聯的牽製效果”[32]。他還說，由於協定的簽訂，“即使日本的軍備不充分，對方不會挑起事端”[33]。到1938年日本還要和德國訂立針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條約，妄圖以武力牽製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