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中，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認識和態度，以1919年為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1919年之前，由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缺乏認識，孫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軍部的支持和援助，對日本沒有進行深刻的批判，而1919年之後，他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拋棄了對日的幻想，並抨擊日本的對華政策，其對日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隨著曆史的發展與變化，大都要經曆從淺到深、由表入裏、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孫中山對日本的認識也是如此。1919年後，他對日本批判的次數明顯增加，程度也日趨深刻。這說明他對日的認識和態度確實發生了變化，但這並不是根本性的轉變。[1]
這裏，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判斷孫中山對日本帝國主義本質是否有認識的最基本標準應是他對日本的侵華本質是否有認識。筆者認為，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驅的孫中山對此是有認識的。1894年11月興中會的成立，標誌著孫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製定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指出，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了民族危機，並且深刻地揭露了列強將瓜分中國的事實。[2]1903年9月，孫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一文中，進一步揭露了日本對福建、浙江一帶的侵略。[3]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孫中山欲聯法抗日。[4]1910年日本吞並朝鮮後，孫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對中國進行新的侵略。1911年2月，他在寫給宮崎寅藏的信中指出：“但恐貴國政策已變，既吞高麗，方欲並支那，自不願留一革命黨在國中也。”[5]同年8月，他在《複鹹馬裏函》中又指出了日本對中國發動新的侵略戰爭的可能性。[6]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最為戒備的是日本和俄國出兵幹涉。他回國前在歐美進行外交活動的目的便是想利用歐美列強牽製日本和俄國。[7]1912年8、9月，他又多次提到日本以南滿鐵路為中心侵略南滿的事實，並指出，“日占南滿，韓、滿交通日便，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8]。1917年1月，他在《大阪朝日新聞》發表《日中親善之根本義》一文，批判日本追隨歐美列強擴大在華殖民權益，表示對日本的不滿、恐懼和懷疑。[9]在同年5月發表的《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孫中山進一步明確指出，“割台灣於日”“膠州已歸日占”“日本占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10]上述事實說明，孫中山在1919年前對日本的侵華本質有一貫的、較為明確的認識。當然這並不是說孫中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如1913年春孫中山作為國賓訪問日本時曾說過，日本“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縱近年來不免有侵略之舉動，亦出於萬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們最要原諒日本的”雲雲。[11]但這些話是在訪日的特定條件下說的，是一種外交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