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對森要求租借或割讓滿洲抱何種態度，這是8日函的關鍵問題，也是學界意見分歧所在。有人認為孫中山同意租借或割讓滿洲，其根據就是山田的回憶和森恪的8日信函。筆者認為：首先，現在下此種結論為時尚早，要對這麽重大的問題下肯定的結論，非有孫、森雙方的直證材料不可。盡管森的信函是直證材料，但那隻是單方麵的，隻有發現孫的直證材料才能下確鑿的結論。
其次，從森恪的信函中不能看出孫對“滿洲租借”的明確態度。乍一看8日函，孫似乎是同意租借或割讓的，可是再仔細分析一下此函的內容，便知孫的態度前後矛盾，含糊不清。孫先說“當此次舉事之際，曾希望將‘滿洲’委於日本，作為補償日本對我革命給以援助”；“假如本人在從歐洲返回途中，至少在香港能得知桂公（桂太郎）的意向，我將立即繞道日本，以決定此問題”。但是又接著說，“時至今日，業已喪失時機。當其時，凡革命軍之事皆可由我與黃興決定方針。今則不然，各省均讚成我等之說，任意揭出我等之旗號，加入我等行列，因而缺乏兵權和金權的我等不能任意實行其主義，大事須有眾議才能決定”。這裏就反映了孫內心的矛盾，並表達了此事不能由他個人決定之意。接著孫說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窮乏到極點，如數日內籌集不到資金則陷於軍隊離散、政府瓦解之命運，因此他又希望日本提供1500萬日元貸款。這又是一層矛盾，即他希望得到日本的貸款，但他無權決定東三省租借。在此種雙重矛盾中，他最後表示：“機會雖已失去，但萬一桂公認清我等之心事，有推行其為日本之所誌，無論如何，為防止革命軍隊離散，供給至危之現金。我等現在之情況，如有金錢則安心，可得軍隊之信賴。軍隊問題能確實解決，則如所望，我或黃興中的一人赴日，與桂公會見，商定滿洲問題和革命政府之大計。但鑒於當前情況，不能離開南京一步。”孫中山在會談中兩次表示“機會已失去”，也就是說同意日方所說的“機會已失去”，但為解決臨時政府麵臨的財政危機，防止軍隊的離散、政府的瓦解以及與袁世凱的南北議和等諸多之事，又希望日本提供貸款，其代價是“與桂公會見商定滿洲問題和革命政府前途之大計”。但孫的大計是什麽？沒有明確表示。孫在會談後致益田的電文中也沒有表示確切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