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關東軍炸毀滿鐵柳條湖一段鐵路後，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悍然突襲駐紮在北大營的東北邊防軍第七旅。該旅認為“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1]與往常的軍事挑釁沒有兩樣，未能判斷出這便是日本挑起事變的開端。該旅在遭攻擊的緊急情況下，應采取應急措施反擊日軍，保存自己，這本是作為軍隊應持有的最起碼的態度。但該旅並未那樣做。當時張學良在北京，而沈陽由東北邊防軍代理司令張作相和參謀長榮臻主持軍務。榮臻火速電告在京的張學良，請示應付之對策。張令：“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2]榮把此令轉告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人營房，均可聽其自便”[3]。日軍繼續炮擊沈陽工業區，戰事在擴大。榮又電張請示。張續令“不抵抗”[4]。第七旅為避免衝突，撤出北大營，向東陵轉移。此時六二團僅僅為突圍和保障撤退進行過掩護性的軍事行動。19日晨，日軍第二師團二十九聯隊攻占沈陽城。同一天日軍占領長春、安東、營口，21日占領吉林。三天內，日軍占領除錦州之外的遼寧、吉林兩省的要地。日軍占領這些地區後，無大規模軍事行動，至11月4日方向嫩江發起進攻。在嫩江，馬占山部抗擊入侵日軍。19日，日軍占領齊齊哈爾，黑龍江省要地除哈爾濱外都被日軍侵占。
日軍以少數兵力如此瘋狂地占領大片東北土地，其原因在於東北邊防軍未進行任何抵抗。該軍本是邊防軍，理應保衛邊防，抗擊侵略者。這是邊防軍責無旁貸的事。張學良是該軍司令，應負其責任。但他卻令東北軍“避免衝突”。他於19日致南京電中稱：“日軍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軍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5]我國台灣學者提出，“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主義”一詞始於張的此電。[6]9月24日，張致蔣介石等人的電文中再次稱：“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7]事變爆發後張學良確持“不抵抗主義”，因得“不抵抗將軍”之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