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地認識和判斷形勢及日軍的軍事行動的目的，是製定對日政策的基礎。這一判斷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政策的製定。“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張二人一致認為，這是日軍的挑釁行為，是局部的軍事行動，稱之為“沈陽（奉天）事件”；一時未能判斷出這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因此力求避免衝突，力爭就地解決，防止事態擴大。清末民初以來，中國麵對日本和列強的挑釁或局部性事件都曾讓步、忍耐、不抵抗，力圖以交涉加以解決。這是弱者對強者所采取的一種態度，似乎成了中國的慣例。因此，對事變前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蔣、張二人也不例外地同樣采取了此種態度，兩者間沒有分歧。對這兩個事件，蔣、張采取不用武力，而盡量用外交交涉來圖謀解決，不能說完全不對。但到事變爆發後，作為前兩次事件的繼續，二人還是同樣采取了此種態度。前兩次事件與此次事變雖有聯係，但性質和規模根本不同。因此，不應該用處理前兩次事件的方法，即不以武力抵抗的方法來處理此次事變。他們的錯誤判斷，導致出錯誤的對策——不抵抗。
這一錯誤的判斷，雖有其主觀因素，但也有其客觀的原因。這與日本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特點有直接關係。此次事變不是通過日本發動戰爭的國內程序和國際上的戰爭慣例來發動的戰爭，而是關東軍的幾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在一些陸軍中央將校的慫恿下采用謀略形式發動的。因此，事變爆發後連日本軍政要人對在中國東北發生的事件情況也不知其所以。張學良在萬寶山事件發生後的7月12日曾向蔣電告：“據萬寶山事件及朝鮮人之排華風潮，日本無疑在起動其大陸政策，有急劇侵略滿蒙之意。其矛頭指向中國或蘇聯尚不清，但與滿蒙存亡有關，須仔細考慮。”[15]這說明張也隨時分析日軍的動向，覺察到其侵占滿蒙的意圖，但未想到它要侵吞整個東三省。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記者采訪張時，他也說“當初未料到關東軍會發動九一八事變……我認為這是我的判斷錯誤”[16]。蔣、張此時未能判斷出關東軍軍事行動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苛求於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