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繁榮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國一城令”，幕藩領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圍——“城下町”（軍鎮），並把商人和手工業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規模擴大。以這些新興的“城下町”為主，加上過去發展起來的“門前町”（寺社門前形成的市鎮）、“港町”、“宿驛町”等商業城市，到17世紀末，全國已有大小城市300個以上。[135]城市中除少數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還有一些小商販和搬運工。江戶、大阪、京都是全國性城市，江戶為幕府所在，又是全國最大的消費城市。元祿六年（1693）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將軍、大名及其家臣）與仆人約50萬，人口達100萬，據說超過當時的倫敦，居世界第一位。[136]大阪為全國商業中心，1692年人口達345524人。京都為皇室所在地，又是僅次於大阪的工商業城市，1715年城內外人口358987人。[137]各藩的藩都規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澤、名古屋等，後者1692年人口約達10萬（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傭仆約3萬）。[138]
以大阪為中心的全國市場的形成是與大阪、江戶、京都等大消費城市的形成，手工業高度發展以及全國性社會分工等條件分不開的，商品經濟發達促使城市繁榮，同時城市繁榮又成為商品經濟的巨大推動力。
德川時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過領主的貢租商品化進行的。諸侯和武士必須把貢租和俸祿換成貨幣，才能維持他們的城市生活，支付往來江戶“參覲交代”的費用。不少大名還必須把貢租運到江戶或大阪出售。1732年運到大阪的稻米已達300萬至350萬俵。[139]經營大名貢租和武士俸祿的商業機構，如江戶的“劄差”[140]、大阪的“藏屋敷”[141]、“掛屋”[142]等應運而生。這些與領主關係密切的大商人也經營民間產品，還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貢與俸祿為抵押，兼營高利貸，積累了大量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