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薄的晨霧中，從東京開往橫濱的首班列車在奔馳著。第三節車廂靠窗邊的硬座席上，坐著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穿著一身硬挺的黑呢製服，一行密密的黃銅大扣，從最下一顆一直扣到最上一顆，連兩排風紀扣也扣得緊緊的，寸把高的硬衣領托起一張清秀的麵孔，頭上的黑呢鴨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著，兩隻手掌平放在大腿上。火車在高速前進，時有晃動，他卻紋絲不動，背與靠墊始終保持著三四寸寬的距離。此人盡管眉眼稚嫩，身板單薄，但看得出，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有著標準軍人氣質的青年。他，就是已改名為蔡鍔的當年時務學堂的學生蔡艮寅。
從上車以來，蔡鍔一直麵無表情地閉著嘴巴，不講話，就連與身旁的同座者都沒有打一聲招呼。他微微側著頭，盯著窗外飛逝的樹木農田，一眼不眨，模樣很是平靜，甚至冷淡，其實，他的腦海裏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滾滾。
五年前，正當十六歲的小蔡艮寅在時務學堂刻苦攻讀新政時，政變發生了，一夜之間中國全變了樣。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徐仁鑄均被革職充軍，時務學堂被強行封閉，提調熊希齡押交原籍鳳凰縣看管，中文教習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組織自立會，籌建勤王自立軍。學生們風流雲散。蔡艮寅不願回家鄉，集合五六個好朋友來到上海入南洋公學。到上海後得知恩師梁啟超在日本，他寫了一封信托人帶去，輾轉幾個月以後，梁啟超居然收到了。梁知蔡是個有誌少年，盡管他自己經濟十分拮據，還是想方設法湊集了一百多塊銀圓匯給蔡，於是蔡和他的幾個同學得以來到日本。
那時梁啟超住在東京，大家都身無分文，租不起房子，便都擠在梁的小房子裏。晚上就在地板上睡覺，早上起來把被子卷起堆在角落裏，生活十分清苦。但蔡艮寅和他的夥伴們心情卻很舒暢。因為他們在這裏可以和梁師一起，無拘無束地高談國事，罵朝廷，罵西太後，又親眼看到了日本國的富強，可以在它的國土上學習它的成功經驗。年輕的愛國者們，心裏正燃燒著烈火般的熱情，充實的精神生活給他們帶來的歡悅，十倍百倍地超過了因物資困乏而產生的煩惱。後來，梁啟超從華僑中為他們募得一點錢，將他們安置進了學校。蔡進了梁任校長的大同高等學校。他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常常餓著肚子勤奮鑽研各門學問。蔡艮寅這種刻苦耐勞的性格，得力於貧寒家庭的磨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