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三十多年前，年輕的卡瑟爾到這裏工作後，便一直在聖詹姆斯街後麵的一家酒吧用午餐，那地方離辦公室不算遠。若問起緣由，他會歸結為那裏高品質的香腸。或許他也青睞那裏的一種別有苦味的沃特尼啤酒，不過更要緊的是香腸的質量。他時時準備著解釋自己的行為，哪怕是最沒有疑問的，另外，他還總是很守時。
所以當鍾報響一點時，他就準備出門了。與他合用一間辦公室的助手阿瑟·戴維斯十二點準時去吃午飯，一小時後返回，但這經常隻是理論上如此。戴維斯和他自己隨時得有一人留著，以應對緊急電報的解碼工作，這是很明確的，可他們也很清楚，在他們所屬部門的這個分部裏，從不會有什麽真正緊急的情報。英國與由他倆負責的東非和南非各地的時差應對起來通常都綽綽有餘——即便是在約翰內斯堡也隻相差了一小時多一點——沒有人會操心消息的遲滯。戴維斯常說，世界的命運永遠不會由他們這塊大陸來決定，無論中國或俄國在亞的斯亞貝巴和科納克裏[1]之間開設了多少大使館，也無論有多少古巴人登陸非洲。卡瑟爾給戴維斯寫了張便箋：“如紮伊爾[2]回複172號，送副本至財政部和外交部。”他看了看表。戴維斯遲了十分鍾。
卡瑟爾開始整理公文包——他放了張字條，記的是要在傑敏街乳酪店為妻子買的東西，以及為早上和他鬧了些不愉快的兒子準備的禮物（兩包“麥提莎”巧克力）；還放了一本書，《克拉麗莎》[3]，他每次到第一卷的第七十九章就再也讀不下去。他聽見電梯關門及戴維斯在走廊裏的腳步聲，隨即便離開了屋子。他的香腸午餐少了十一分鍾。和戴維斯不同，他總是準點返回。這是上了年紀後具有的一種美德。
阿瑟·戴維斯的怪異行為在這間沉靜的辦公室裏顯得十分惹眼。他正從白色長廊的另一端走過來，穿著如同剛在鄉村的馬背上度了周末，抑或剛從公共賽馬場回來。他套一件單綠色斜紋軟呢運動夾克，胸口衣袋裏還露著一條帶斑點的紅手帕，頗似一位賓館行李員的行頭。不過他還是像一位被分錯了角色的演員：當他盡力想和這套行頭般配時，卻常常笨拙地找不到戲路。如果說他打量倫敦的樣子就仿佛他是從鄉下來的，那麽他到鄉間造訪卡瑟爾時又明白無誤地是一副城裏遊客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