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為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事。
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
至於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恒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嚐不谘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嚐即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為臣子者所深恥也。
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為一大宗。臣嚐考本朝綠營之兵製，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為兵餉贏絀一大轉關，請即為我皇上陳之：
自康熙以來，武官即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為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恤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為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恤，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尚餘銀七千八百萬。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即上疏陳論，以為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次第裁兵一萬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