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完賬單出來，亨利看著兒子朝他揮手說“再見”，然後把一個巨大的外賣袋放到他那輛銀色的本田雅閣前座上。那些好吃的是亨利堅持給他帶的。他知道，兒子雖然吃得慣校園的飯菜，但那些飯菜可沒法比得上一打新鮮的蒸包——而且，馬蒂的宿舍裏有微波爐，加熱蒸包很方便。
亨利滿意地看著兒子駕車上路，然後走到一個花架邊站住了。隨後，他來到最近的公交車站，乘上10路公交車，來到國會山的遠端——從那裏，可以步行到湖景公墓。
埃塞爾死的時候，亨利曾保證要每周都到她的墓地來一次。但已經六個月過去了，他隻來過一次——那天是他們的結婚三十八周年紀念日。
他把一束新鮮的星火百合——這樣的百合，也種在他們家的花園裏——放到小小的花崗岩墓碑上。這小小的墓碑，是提醒人們埃塞爾曾在這個世界上走過一回的唯一紀念。他行了禮，從她的墓上掃去幹枯的落葉，擦去苔蘚，放上另一小束鮮花。
不顧西雅圖的綿綿雨霧，他收起雨傘，打開錢包，拿出一個小小的白色信封。信封上寫著漢字“李”，這是埃塞爾在三十八年的日子裏的姓氏。裏麵是一枚硬糖和一個二十五美分的硬幣。埃塞爾的葬禮那天，他離開邦尼-沃森殯儀館的時候，那裏正在發這樣的小信封。放糖，是為了讓每個人在離開時都能品嚐到甜蜜，而不是苦澀。放二十五美分的硬幣，是為了讓人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在商店再買一些糖——一種傳統的福壽綿延的象征。
亨利記得那糖的味道，一枚小小的薄荷糖。但在回家的路上，他並不想在商店停下。諷刺的是，馬蒂說他們應該尊重這傳統，但亨利不願意。
“帶我回家。”當馬蒂在南門雜貨店減速的時候，亨利隻說了這麽一句。
亨利甚至不敢想象去花掉這二十五美分。那是埃塞爾留給他的唯一的東西。他的福祿必須得等等。他要留著它——把它留在身邊，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