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從報紙上抬起頭，看到馬蒂和他的未婚妻薩曼莎在窗外揮手，於是微笑起來。他們走進巴拿馬旅館地下室的這個小小的茶室，門口掛著的佛鈴響了起來。
“你從什麽時候開始流連日本茶室的？”馬蒂為薩曼莎拉開一把黑色的藤椅，問道。
亨利滿不在乎地折起報紙：“我是這裏的常客。”
“從什麽時候開始的？”馬蒂問，不是一點半點的驚訝。
“從上個星期開始。”
“那你一定是翻開了全新的‘一葉’。這對我來說真是新聞。”馬蒂轉向薩曼莎，“老爸從不會來這兒。說實話，他憎恨到這片社區來，特別是從這裏到神戶公園——就在那個新劇院外麵，叫作日本官——”
“是日本館劇院。”亨利糾正他。
“沒錯，就是那個地方。我以前常常說老爸是個‘懼日症患者’——這個詞的意思是，害怕所有關於日本的事物的人。”馬蒂邊說，邊故作害怕地揮動著手。
“為什麽？”薩曼莎問道，聽上去，她好像認為馬蒂是在開玩笑或是嘲弄父親。
女服務員端來一壺新沏的茶，馬蒂為父親和薩曼莎都斟了一杯。亨利也為馬蒂斟了一杯。這是亨利所堅持的一個傳統——永遠不為自己斟茶；隻要為其他人斟茶，他也會為你效勞。
“老爸的老爸，我的祖父，是一個狂熱的傳統主義者。他就像中國的法拉坎[1]，但他在這裏很有名。他為擊退日本人籌錢。你知道嗎，在整個太平洋戰爭中，他一直在援助中國北方的戰爭。在那時候，這可是大事，是吧，老爸？”
“那，是，保守的提法。”亨利雙手捧著小小的茶杯，啜了口茶說道。
“老爸在成長期間，從未得到過前去日本城的許可。那裏是禁區。如果他帶著芥末味回到家中，就會被踢出家門，或者發生其他諸如此類的瘋狂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