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衝進他和父母居住的小公寓。父親坐在他的安樂椅上，平靜地讀著《西華報》——西雅圖的中國報紙。母親在廚房裏，聽聲音是在切某種蔬菜——菜刀有韻律地敲擊著菜板。
亨利喘著粗氣，把一張傳單遞給父親。他捂著因為連續跑了十個街區而疼起來的肚子。父親瞥了一眼傳單——亨利從父親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在等待亨利解釋，用英語解釋，他為什麽這麽不高興。不，不要說這個。現在不要說這個。亨利滿腦子想的隻是，告訴我這是怎麽回事。他用中國話說了出來。
父親斷然地搖搖頭，打斷了亨利試圖解釋的話。
“不!你不能無視我。你不能再這麽做。”亨利來不及轉為中國話，就用英語說道，“他們要帶走所有人。所有日本人。軍隊要帶走所有人!”
父親把傳單遞回給他：“是他們，總比是我們好。”
母親邊說話邊從廚房走出來，她想聽解釋：“亨利，這有什麽大不了的？這是戰爭時期。我們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社區裏。我們互相照顧。你和所有人一樣清楚這些。”
亨利不知道該說什麽——或者用什麽語言說。他看著父母，脫口而出的是：“這對我來說很重要。”他說的是中國話。然後他改回英語：“這很重要，因為她是日本人。”
他衝進自己的房間，摔上了門。父母驚呆的表情還縈繞在他煩惱的腦海裏。他聽到門外他們爭執起來。
亨利打開窗戶，爬到防火梯上，沮喪地靠在硬邦邦的金屬扶手上。他能聽到軍隊的卡車在遠處轟鳴。巷子外，唐人街的街道上，人們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也有人在看、在談論或者指向日本城的方向，但大多數人是平靜的。
亨利看見一輛塞滿了箱子的汽車駛到巧巧餐館的後門邊。讓他感到驚訝的是，裏麵跳下來的是一對年輕的日本人。這時從餐館裏湧出一些人，來到巷子裏，把那些東西拖進餐館裏。在亨利看來，那些東西應該是私人物品。沒有裝到箱子裏的東西能證明這一點：一盞落地燈，一卷長地毯，捆在生鏽的綠色車頂上。東西都搬進去了，隻剩下四個行李箱，看樣子，這是那兩個日本人可以攜帶在身邊的。兩個日本人和他們的中國朋友逐個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