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弊端不論多嚴重，都隻限於少數羅馬臣民，他們無論是因先天繼承還是個人機運而獲得財富，勢必都會引起君王忌妒，所處情況雖危險，但因能獲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幹補償。數百萬升鬥小民，對君王的畏懼並非在於其暴虐而是貪婪，他們無法過與世無爭的生活，因為稅賦太重；有錢的財主還能忍受，但貧窮階級根本無力負擔。一位有見識的哲學家，他認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決於政府征稅的原則和手段。同時他不諱斷言，按照自然界的不變法則，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負擔的稅賦就會增加，反之，處於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稅賦就會成比例地減少。但這種論調，像是無視於專製政體給人民帶來的不幸和災難，至少我們可以用羅馬帝國的曆史加以駁斥，在位的君王不僅剝奪元老院的權勢，同時還搜刮行省的財富。商品的各種關稅和消費稅都沒有廢止，在難以覺察的狀況下，全轉嫁到買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後續各帝的稅收政策，采用簡單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專製政府的精神。
財產估值詔書[1229]的源起是為了能正常地征收羅馬人的貢金[1230]，後來成為中古世紀編年史的主要參考資料。皇帝用紫色墨水親自簽署這份極為重要的詔書，在9月1日前兩個月，頒發給每個行政區的主要城市。“財產估值”這個詞，要是用很簡單的概念來表示，就是依據預先推算出來的貢金數額，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內繳納。一般估算的供應量，繳交的比值要視實際需要和預判需求的狀況而定，但經常是支出超過稅收，或者是稅收在經過計算以後發現有短缺的現象，就在超量財產估值的名義下增稅，強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征稅這一行使統治權最重要的功能，交給禁衛軍統領來執行，在某些狀況下，禁衛軍統領會用這些稅收來供應公共服務的緊急需要，或是預作準備。這些法規（有很詳盡而且錯綜複雜的細節部分，要加以追述實是過於冗長）的執行，主要分為兩個步驟：根據征收對象的構成決定應收的額度，也就是對羅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個人，進行賦稅的評估；接收個人、城市和行省分別呈繳的額度，累積起來解交皇家金庫。但是由於君主與臣民的賬目不斷地被分開，以及先前預計的稅額隨著需求的改變而不斷更新，龐大的財政機器在同樣理由的推動下，年複一年地發生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