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詩人特裏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這麽定義達達：“達達意味著空無。”然而這個詞後來卻變得讓人亢奮。達達主義者拒絕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藝術，包括那些像表現主義那樣一度被認為是革命的，但後來被中產階級所接納、革命色彩漸失的藝術。達達主義誕生於1916年，當時一戰正打得不可開交，它是由德國難民、哲學家兼詩人雨果·鮑爾(Hugo Ball)和他的同伴艾美·亨寧斯(Emmy Hennings)在中立的蘇黎世所創。蘇黎世和紐約的流亡藝術家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在恐怖的戰爭中找到了避風港，他們將這場戰爭歸咎於西方文明的墮落。達達主義者蔑視“藝術是人類表達的最高形式”的觀點，並力圖消弭藝術之間的傳統障礙：詩人成為版式藝術家，畫家成為詩人。雖然達達主義者拒絕所有理論和大多數組織形式，但他們在詩歌、戲劇和平麵設計中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語匯。
1916—1918年間，蘇黎世達達主義者在伏爾泰酒館參與了一係列粗暴的反藝術事件，這些事件由鮑爾、理查德·霍爾森貝克、讓·阿爾普和索菲·托伯報道在以這家酒館的名字命名的達達評論期刊中。在查拉的組織下，達達之夜也受到意大利未來主義者古怪演藝的影響。同時在紐約，達達主義領袖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和弗朗西斯·皮卡比亞(Francis Picabia)也積極揭示與加速對西方藝術的審美解構。(杜尚充滿爭議的“現成之物”係列已經預示了他後來的達達主義混合風。)達達在巴黎也有一個大本營，它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演變成超現實主義，被藝術史學家露西·利帕德描述為“馴化後的達達”。
戰後，以德國人為主的流亡者返回柏林，繼續開展已明顯政治化的達達主義藝術運動。當時表現主義已經被德國人普遍接受，儼然成為一種官方的民族風格；它以內在精神、抽象以及棄絕一切客觀性為目標，是達達主義的天然對手。在柏林，胡森貝克(Huelsenbeck)與畫家拉烏爾·豪斯曼(Raoul Hausmann)、諷刺作家喬治·格羅斯、威蘭德·赫茲費爾德(Wieland Herzfelde)和約翰·赫特菲爾德(John Herzfelde)兄弟聯手，將達達主義變成了一種更為尖銳的武器，用來攻擊新舊統治秩序。在1918年第一次關於達達的演講中，胡森貝克闡明了他的達達主義立場：“達達主義第一次不在生活麵前搔首弄姿。它撕裂了所有偉大的字眼：倫理、文化、內化，這些都隻是對軟弱無能的掩蓋。”在一篇題為《藝術危機》的論戰中，格羅斯說：“如果藝術家要表現點什麽，那我們表現的就是不滿和不安情緒的發酵。”他的團體不久就擺脫了達達在藝術上最後的虛張聲勢，轉而支持斯巴達克主義者，後來又服務於共產主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