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為再見卡裏做好了準備。喬丹這個四十萬美金的大贏家在賓館房間裏爆了自己的頭後，已經過了三年。
我和卡裏一直保持著聯係。他每月跟我打兩三次電話，還給我、我妻子和孩子寄聖誕禮物。我認得出是香格裏拉酒店的禮品店裏賣的，知道他能隻付標價的零頭就能買到，甚至分文不花。但他願意這麽做仍然很貼心。我跟瓦萊莉說過卡裏的事，但從未提過喬丹。
我知道卡裏在酒店有份好工作，他的秘書接電話時說的是：“這裏是總裁助理辦公室。”我很好奇他是怎麽在短短幾年就爬到那麽高的。他電話裏的聲音和語調都有變化，聲音更低沉、更誠懇、更客套、更熱情，一個扮演著另一個角色的演員。在電話裏，我們隻是隨意閑聊，八卦那些大贏家、大輸家和酒店住客的好笑故事，但從來不談自己。最終，我們倆之間會有一個提到喬丹，通常是在電話快結束時，不過也可能是提到喬丹才會令通話無疾而終。他是我們倆的試金石。
瓦萊莉幫我收拾行李。我周末過去，所以隻需向陸軍預備役那邊請一天假。在那遙遠的未來——我已經嗅到了苗頭——雜誌的那篇報道會讓我能夠向警察解釋自己為何要去拉斯維加斯。
孩子們都上了床，瓦萊莉收拾著我的行李，因為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會離開。她衝我微微一笑：“上帝，上次你去那裏簡直太可怕了，我以為你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那時非離開不可，”我說，“事情太糟了。”
“自那之後，一切都變了，”瓦萊莉沉思著，“三年前我們一分錢都沒有，上帝，我們那麽窮，我都得找我父親要錢，還擔心被你知道。而你又表現的好像再也不愛我了似的。那次旅行改變了一切，你回來後就不一樣了。你不再對我憤憤然，對孩子們也更耐心，還找了雜誌的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