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角度來講，為某個不再為你瘋狂的人而瘋狂是件有趣的事，你變得盲目，或者說是選擇這麽做。過了將近一年，我才聽到了簡奈爾藏一手牌時那幾不可聞的聲響，然而，我卻早已收到過足夠的警告和暗示了。
在我回洛杉磯的某一次旅行中，我的飛機提前了半小時到達。簡奈爾總是會去接我，但她並不在那兒，我便穿過航站樓在樓外等待。在我心底深處，很深的地方，我想著會抓到她幹什麽。我並不知道是什麽，也許在等飛機時釣個男人喝一杯，也許開車送另一個男朋友趕飛機離開洛杉磯，或者是其他什麽。我可不是那種滿懷信任的情人。
我的確抓到了她，但不是我所以為的原因。我看到她從停車場走出來，穿過寬闊的雙排車道來到航站樓，她走得非常緩慢，非常不情願。她穿著一條灰色長裙和一件白色襯衫，金發都別在腦袋上。在那一刻，我幾乎對她產生了一種憐憫。她看上去是那麽不情願，就像是個被父母逼著去參加自己不樂意參加的派對的孩子。而在這片大陸的另一邊，我則提前了一個小時去等飛機。我急匆匆地穿過航站樓，想要見到她。我想死了要見她，而她，顯然，並沒有想死了要見我。當我這麽想著的時候，她抬起了頭，看到了我，她的麵龐忽然變得容光煥發，接著她擁抱我親吻我，我便忘記了剛剛看到的。
有一段時間我待在洛杉磯，她那時在排練一個還有幾個月就會開演的戲劇。既然我在電影公司工作，這也挺好的。我們晚上見麵，她會打電話告訴我她何時結束排練。當我問她要一個電話號碼，好讓我能給她打電話時，她告訴我劇院裏沒有電話。
然後某個傍晚，當她被排練拖晚了的時候，我去劇院接她。我們正要離開時，一個姑娘從後台辦公室裏出來對她說：“簡奈爾，艾瓦茨先生打電話來找你。”她領著她去了電話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