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曆史，不知道父母是誰，沒有叔叔，沒有表親，沒有家鄉。我隻有一個哥哥，大我兩歲。我三歲時，我哥哥亞蒂五歲，我們倆被留在紐約郊外的一間孤兒院裏。我們的母親把我們扔在那裏。我完全不記得她。
我沒把這個告訴卡裏、喬丹和戴安娜。這種事我從不談起，甚至連我哥哥亞蒂也不，他是這世上跟我最親的人。
我從不提及它，因為聽上去太可悲了，而它其實並不可悲。孤兒院不錯，是個舒適又井井有條的地方，還有很好的學校體係和一位睿智的管理人。在我和亞蒂離開之前，那裏對我不錯。他當時十八歲，找到了一份工作，租了間公寓。我逃離孤兒院加入了他。幾個月後，我離開了他，謊報年齡參加了陸軍去打二戰。現在，十六年後，在拉斯維加斯，我對喬丹、卡裏和戴安娜講述了那場戰爭和我之後的人生故事。
戰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報名參加社會研究新學校的寫作班。那時人人都想當作家，就像二十年後人人都想當電影製作人一樣。
在陸軍裏，我發現自己很難交到朋友。在學校裏就容易得多。我正是在那兒遇上了我未來的妻子。除了哥哥，我沒有家人，所以便花很多時間待在學校，跟朋友在食堂裏待著，而不是回到格羅夫街的孤寂房間去。有趣的是，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走運，說服某個姑娘跟我同居幾個星期。我交到的男性朋友都是從陸軍退役後利用《退役軍人法案》去上學的，我們很有共同語言。問題在於，他們感興趣的都是文學的生命，而我不是，我想成為作家的原因隻是我總能夢到一些故事，那些精彩絕倫的冒險能把我從這個世界中孤立出來。
我發現自己比其他所有人讀書都多，即便是那些在讀英語博士的也一樣。其實我沒別的事情可做，除了賭博。我在東邊第十街附近找到個下注人，便每天都賭球類比賽，橄欖球、籃球和棒球。我寫了些短篇故事，正準備寫一本關於戰爭的小說。我是在短篇故事班裏遇到我妻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