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裏，保爾又要了一台留聲機。毫無疑問，他在好轉。
他的白天安排得滿滿當當。他自己來換留聲機的唱針，擺放他的唱片，做筆記，整理卡片，在出版商的商品名錄上做標記。他讓弗拉迪把他帶到圖書館去，當弗拉迪跟那些圖書館員在書庫裏做著種種幕後交易時，他整個下午就留在閱覽室，抄寫百科全書上的條目，尋找關於歐洲各大音樂會的無數剪報，查閱男女歌手的職業生涯資料，還有在世界各地新上演的歌劇的消息。他有一個專為索朗日·加裏納托而做的卷宗，從第一次聽她唱片的時候起，他就覺得建立這樣一個卷宗是勢在必行的。
他於五月份給那位女明星寫了一封信，特地讓他母親幫他做了拚寫方麵的訂正：
親愛的索朗日·加裏納托：
我叫保爾，我住在巴黎，我是您的歌迷。我最喜歡的是《費德裏奧》《托斯卡》和《拉美莫爾的露琪亞》，但我同樣也很喜歡《後宮誘逃》。我八歲了。我生活在一輛輪椅上。我熟悉您幾乎所有的唱片；我還缺一些，因為有一些很難找到，比如1921年在斯卡拉歌劇院上演的《塞維利亞的理發師》，但我會找到的。假如能得到您簽名的一張照片，那我就不勝榮幸了。
保爾
我非常欣賞您。
本以為這封信就那樣有去無回了，但是令人驚喜的是，在七月份，女明星寄來了一張她穿美狄亞戲裝的照片，照片上有她的題詞：“深情地致保爾，索朗日·加裏納托。”另外還有一張簡短的字條，手寫的，最後一句是：“你的信讓我很感動。”
得把這張照片鑲在框子裏，擺在留聲機上麵。
你能想象，瑪德萊娜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保爾開始慢慢康複，他常常沉浸在他的思緒中，但那是在聽莫紮特或斯卡拉蒂的曲目時，他又有胃口吃飯了，臉色也好了許多，而從圖書館到唱片店，他的日子過得也很充實。瑪德萊娜心中重又燃起了希望，要跟他好好地談一次，以求識破始終讓她大為痛苦的那個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