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很理解他母親。他們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他們節衣縮食，粗茶淡飯，對於他們來說，前往柏林的一次旅行實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正因為索朗日的登台演出越來越少了，他才格外盼望能再一次去聽她的演唱。
“你的朋友很皮(疲)勞，我的小寶貝，她巨(拒)絕了一些日程，她取消了另一些日程，你的這個索朗日已經是一個老駝(陀)螺了，你知道……”
當保爾這樣抱怨她時，她恐怕很喜歡被人如此抱怨：“您有理由好好地休息。假如您感到累了，那是因為您一心想讓所有人都開心，哪裏有人邀請您，您就去哪裏演唱。不過，有時候，學會拒絕也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這句話，他是很機械地寫下的，因為它在他的腦子裏轉悠了很久很久。某種情緒在他心中翻騰，他卻不知道那是什麽。
當他在報紙上讀到，一個名叫凡·德爾·盧貝的荷蘭共產黨工會積極分子，在二月二十七到二十八日的夜間，也就是在德國選舉的頭一夜，放火燒了柏林的國會大廈[12]，他開始明白這一情緒究竟是什麽了。保爾看到了這一龐大建築熊熊燃燒的形象，讀到了警察頭子赫爾曼·戈林針對共產黨人策劃的一個宏大恐怖計劃的報複聲明。
保爾並不太明白德國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麽，但不難看出，那裏的氛圍有些嚴峻。離選舉隻有幾天，社會民主黨的報刊被禁止出版半個月，有兩百個人被逮捕，憲法中關於個人自由的幾個條款被懸置在一邊，三萬個佩戴納粹十字符號的輔警被派出來維持秩序。早上發給他們一個袖章和一把上了子彈的手槍，晚上發給他們三馬克的錢。三萬人聚集在體育宮，聆聽總理希特勒講他的種族主義政策，這顯然大大地震**了歐洲的這一邊。
很奇怪的是，有兩個小事件打擊了保爾。由一個荷蘭俱樂部組織的一出戲劇演出和一場盛裝舞會在柏林遭到禁止。他實在很難把這些信息跟索朗日的滿腔熱情聯係在一起思考，她從正在休養的瑞士城市盧采恩給他寫信說：“我在洗溫泉，我正(整)天都在那裏。但我在繼續工作，你可知道嗎？準備柏林的這次重大演唱會，時間還不算太晚。順便問一下，你親愛的媽媽這次真的就不讓你來了嗎？我希望，該不是因為錢的問題吧!你該不會對你的老朋友包(保)守這類秘密的，是不是？為了柏林的演唱會，我正在考綠(慮)，節目單怎樣包含最有德國特色的、最出人意料的東西，並不是所有人每天都能聽到的東西。但是，必須要盡快。並且訂製一套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