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獻給我的大師大仲馬的紀念之作的題目，是從阿拉貢的一首詩中抽取出來的[1](《丁香與玫瑰》，《斷腸集》， 1941)，並受到某些現實事件的自然啟發。
小說中古斯塔夫·茹貝爾的法蘭西複興會，明顯借鑒自埃內斯特·梅西耶的法蘭西振興會(1925—1935)，而書中虛構的溫特圖爾銀行聯盟的種種實踐，則來源於巴塞爾商業銀行的逃稅措施(1932)，《巴黎晚報》的種種行為來源於“法蘭西報刊可惡的被售賣”(《人道報》上發表的鮑裏斯·蘇弗蘭的係列文章，1923)。儒勒·基約多這一人物的塑造則受到了《晨報》老板莫裏斯·比諾-瓦裏拉的啟迪。
我要在此感謝的所有人，在我對“真實故事”的不忠實態度上都沒有任何責任，全部的責任都在於我。
在我這部小說的整個寫作過程中，卡米耶·克萊雷(全靠了埃馬紐埃爾·L，我才有機會認識她)真誠地貢獻了她的曆史學家才華、她的反應以及她的知識。每當我犯下有悖於曆史事實的錯誤時，她就會為我指出來。當我決定我行我素時，她就會強調其中的危險。我們的合作真的是一件樂事。
我欠研究那一時期曆史的專門學家的債有很多很多，我尤其要致謝法布裏斯·阿巴德、塞爾吉·貝爾斯坦和皮埃爾·米爾紮，另外還有奧利維爾·達德、弗雷德裏克·莫尼爾、讓·弗朗索瓦·西裏內利、尤金·韋伯、米歇爾·溫諾克、西奧多·紮爾丁。
讓-諾埃爾·珍妮妮的《隱藏的錢》這部關於商業界與政界的精彩著作，為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素材，尼古拉斯·德拉蘭德的《稅收的戰役》也一樣，小說中夏爾關於抑製稅收的大多數想法就是來自於它的。我是全靠了克裏斯托弗·法爾凱的作品(《反逃稅的鬥爭：SDN的失敗》)才把它們補全在這裏。小說中偷稅漏稅的想法，我應該歸功於塞巴斯蒂安·古克斯的那篇精彩文章《1932年：偷稅漏稅事件與赫裏歐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