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為謀。
在宗閔的同黨中，最主要的當然是他的同學兼同年牛僧孺。宗閔與僧孺兩人雖然一起成名，但由於長慶元年試場案的關係，僧孺卻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資望在後來超過了宗閔。在帝國政治上的影響，僧孺也不亞於宗閔。但盡管如此，僧孺在前後幾十年的派係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卻不能與宗閔相比。
僧孺與宗閔有些不同。最大的一點是性格沉穩而不外露，做事講究技巧；而且很能夠辨明利害，不強為出頭之鳥，該避讓時一定退讓，一旦抓住機會也絕不鬆懈。
僧孺家境貧寒，年輕時為了出入頭地，很是用了些功。為此，中了進士後頗為自矜。僧孺絕對沒有德裕的那種正統的觀念，這也許是他出身貧寒，又得中進士的緣故。進士科靠的是才學，古往今來，有才者如不能鍛煉其誌，就不免浮華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於求進。僧孺也有這個特點，盡管比起他人來，尚不算是太過分。比如他好奇石、好聲伎，在文宗開成時閑任洛陽期間，曾與好友白居易時相過從，他對朋友誇言道，自己曾先後服用過三千餘兩鍾乳石，因此在“那個”方麵是很可以的。白居易聽了，也為此佩服不已。
當然此乃小節，無足厚非。僧孺這人最大的缺點是氣魄狹小，懦弱而不思進取。辛勤數載，中進士、得高位，在他看來就是人生之極限了。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讓自保來犧牲原則，所以當年李逢吉勾結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動上表辭位出京；宋申錫事件中，更不能堅持正義。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對朝廷用兵——無論是對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強烈地表示反對。他在其他方麵不敢堅持原則，但在這一點上卻十分的頑固。
戰爭總是人情所厭惡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對戰爭者都能討巧，給自己留下一個愛護民生的美譽。但是在實際情況下，為了達到和平，有時卻不得不訴諸武力，這種情況下的用兵，和窮兵黷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當年的李絳不同，李絳是從帝國戰略上考慮，主張輕重緩急應有區分，而僧孺一味反對興兵，往往是出於既不擔風險，又不失清名，何樂而不為的考慮，這是典型的不負責任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