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但孰為君子，孰又為小人？
過了好多年，還有不少人爭論著一個問題：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到底誰是誰非？換句話說，到底哪一方是朋黨，還是兩者皆為朋黨？
古有定論：為私利而勾結意趣相投者，稱為“朋黨”。
從來人們就討厭朋黨。道理何在？一是結黨就必然營私；二是黨派之間的是非爭鬥，自然也就影響到國家的安穩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實行的三省分權和宰相政事堂合議製度，無不是從政治技術的角度出發，力圖解決這個問題。可“製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變修正的。一旦“製度”在人們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有所動搖，什麽可怕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古人有雲：“亡史甚於亡國。”“史”是什麽？“史”就代表一種理念，一種是非標準，甚至一整套既定的製度。國亡仍可複，史亡則不可尋。
也許，本朝自九世紀以來的種種現實，就既是亡國，又是亡“史”的過程。所謂“朋黨之禍”就是證明。
憲宗皇帝就對朝間“朋黨太甚”的現象十分憂慮，曾兩次提出這個問題，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為是戰是和爭論不休的時候，由李絳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後期李逢吉與裴度、李絳彼此衝突的當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穆宗也遇到過這個難題。其時是韋處厚明確指出，李逢吉之流實為“朋黨”。而文宗更為此苦惱萬分，這一次是李德裕先後對朋黨的現實進行了分析。在這些論述中，他們異口同聲地指出了一點，即：君子為同德，小人是朋黨。也就是說，隻要是君子，就斷不會結黨營私，“朋黨”一詞，是小人的專用品。
問題的實質是：到底怎麽樣才算是朋黨？
李絳說朋黨其實無跡可尋，乃是小人譖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強為之論，則君子固與君子合，小人固與小人合，這也就是所謂“朋黨”。裴度認為，正邪自有區分，全靠人君鑒別。韋處厚則直指李逢吉樹黨結派。而李德裕更為文宗指出，朝廷當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