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會昌年間，是屬於李德裕一個人的時代。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駕崩，武宗即位。
五月，楊嗣複罷為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八月，葬故皇帝於章陵，廟號“文宗”，同時，宰相李玨罷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貶為郴州司馬。
楊嗣複、李玨相繼罷去後，新帝征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八月底，德裕就來到了京師，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謝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幾點建議。這一進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慮的結果，也奠定了他今後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變”後雖然身處朝廷中樞之外，但他與居於洛陽優遊林下，“無複進取之誌”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幾年並沒有白過。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時，也不忘對文宗大和、開成以來的種種現實進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數十年的派係分歧、朋黨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輔，便能立即向皇帝進言。
在德裕看來，這“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須“辨群臣之邪正”，這顯然是針對大和時期李宗閔之流結朋黨紛爭於朝而發的。德裕把自己獨出於“朋黨”之外，不論有無自我標榜的嫌疑，可話還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係，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別，之所以紛爭不歇，人主不能正確區分而搖擺不定是主要原因。故德裕堅持要辨明群臣之邪與正，並非完全是從洗刷自己的角度出發，而是充分考慮到使國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德裕比裴度更進一步的是，他在這一點上還強調指出，正人君子如鬆柏“獨立而無所倚靠”，而小人則如藤蔓“必附它木”，從而給出了區分的標準。
這一標尺頗耐人尋味。君子獨立沒有疑義，而所謂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麽？明眼人是無庸解釋的，隻要想想李宗閔，特別是李訓、鄭注之流緣何而進高位，就一目了然。德裕在此沒有明指宦官，但含義卻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