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動員了無處不在的納粹黨街區和牢房領導人，並敦促他們定期探訪家庭，不僅是為了狹義上的監督，而且是為了幫助被炸毀的人，安慰寡婦、受傷的士兵等。隨著前線局勢的不斷惡化，柏林下令在國內前線實施更徹底的恐怖行動。例如1945年2月15日，德國司法部設立了新的軍事簡易法庭，向任何可能危及士氣的人施以嚴厲的懲罰，例如“掠奪”。3月9日，當局建立了新的“軍事飛行法庭”，使得執行死刑的速度甚至更快。其中一次判處了50多人死刑。在美軍抵達梅因州澤林根(Zellingen am Main)的前幾天，將一名備受尊敬的當地男子吊死在家門口。在其他地方，受害者包括那些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生命或財產損失而膽敢試圖棄城的人。另一個失敗的公共象征是因被指控玩忽職守而被處以絞刑的士兵或納粹黨魁。4月，希姆萊甚至命令國防軍，任何人膽敢出示白旗或床單，即當場射殺其家中的所有男子，並燒毀他們的家。
我們可以在戰爭結束時重建這些日常的生死故事，特別是德國人對德國人的恐怖活動——主要是利用1945年後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進行的許多審判所收集的證據。阿姆斯特丹國家社會主義犯罪研究基金會在其第63卷叢書《德國關於國家社會主義殺人罪的審判判決》中公布了無數此類案件。在我的書《支持希特勒：納粹德國的同意和脅迫》中，我使用了其中一些材料來展示人們是如何經曆越來越反複無常的恐怖的。如果說在和平的6年裏，警察主要針對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社會局外人和猶太人，那麽在最後的6個月裏，沒有人是完全安全的，無數的地方官員遭到了惡毒的打擊。
平民對戰爭失敗的反應多種多樣。例如，在德國西部，1945年3月下旬，錫耶堡(Siegburg)的婦女在市政廳前示威，要求軍隊放下武器。隨後，在一些小鎮如奧切森福特(Ochsenfurt)，以及第二個月在溫德斯海姆(Windsheim)和熱羅則芬(Gerolzhofen)，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特洛辛(Trossingen)，當地納粹黨魁走得更遠，拒絕建立“人民共同體”，或執行希特勒的尼祿命令，該做法意味著他們將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前程。相反，一方麵，他們和其他人一起，與德國和法國軍方談判和平移交該鎮；另一方麵，在不遠處的海德堡，婦女和女孩、男孩、老人及醫院的病人甚至拿起武器對抗西方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