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五年（1879年）的早春三月，正當西北的漫漫風沙襲往京城之時，一位名叫吳可讀的六品主事突然在惠陵附近的荒僻小廟中服毒自盡。消息傳出後，州官馳報，京城哄動，眾人腦海裏湧現出一連串的疑問：吳可讀何許人也？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其中又包含了怎樣的玄機與隱情？
自古以來，官員自殺原本並不稀奇。官場上也難免製造一些失意者。這些人或畏罪自盡，或因虧空催逼而自尋絕路。極少部分人甚至因為升遷無望、有誌難申而輕率地了卻殘生。這官場上的死亡事件千奇百怪，自殺還真不能算個稀罕事。
但這一次，這位道光朝老進士的死亡卻顯得非同尋常。因為他選擇的自殺地點與時間似乎出於精心選擇，甚至是有意而為之：就在同治皇帝惠陵的毗鄰，而且正是同治皇帝與皇後梓宮（即靈柩）移陵大典結束的當晚。
非常時期的非常死亡，難免觸動人們敏感的神經。令人困惑的是，這位六品老官員按例並無參加移陵的義務，而據其官長事後的追述，吳可讀隨同吏部參加祭禮原屬主動要求，因其對先帝至忠至哀方獲允準。如果事實如此，讀者心裏或許會心存疑惑：既然吳老進士“至忠至哀”，那他為何要在此敏感時期，選擇在同治陵墓的附近做出此等不敬乃至於驚世駭俗的舉動呢？
七十老翁何所求。按官場慣例，已近七旬的吳可讀完全可以告老還鄉，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但他最終選擇了曝屍荒野，不得善終。可以肯定的是，吳可讀的自殉絕不是無由頭的自尋短見，其非常之舉事前即有計劃。這就是曆史上最慘烈的諫議方式：“屍諫”。
問題的答案，或許就在吳可讀留下的遺疏上。在這道生前即已擬就的折子裏，吳可讀公開指責慈禧太後不為同治皇帝立嗣，以至皇位承續的頭等大事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釀成“綱紀不振、禮法大壞”的巨患。有鑒於此，他決定“以死相諫”，以求慈禧太後明降諭旨，確保新皇帝光緒在將來生子後以同治之子的名義承繼大統，以防止因同治無後而紊亂皇位世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