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記者在報上總結了四個王誌綱，可能你們今天看到的是第五個王誌綱。我是1982年大學畢業的，學的是經濟學。到現在，彈指一揮18年，經曆了幾次職業轉換。2000年5月，王誌綱在海峽首屆網絡項目招商會上接受記者采訪。
五個王誌綱
第一個王誌綱是學者，在廣東省社科院做了三年經濟學研究，發表了一些論文，奠定了一個比較厚實的理論研究基礎，其中有些論文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但中國傳統的理論研究單位多是脫離實際的、坐而論道式的研究方式，使我常常感到這地方不宜久留。但這種地方有個好處，能鍛煉人嚴密的邏輯思維和分析、把握社會問題的能力。
三年後，我準備放棄學者身份，有很多朋友拉我去深圳經商，我也曾考慮出國，為此我參加了出國培訓班，有出去的機會。但經過篩選後，我確定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這種生活方式。要想有點作為，必須解讀中國，讀透中國這本大書，我才有可能參與市場經濟的博弈。最後我選擇了新華社記者這個職業，這是第二個王誌綱。
在新華社10年(1984-1994年)，我幾乎跑遍了中國，采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首腦以及基層的三教九流，目睹了從蝌蚪到青蛙的企業發展曆程，經曆了經濟的潮起潮落，領悟了千般人生，所以對現在的中國有點發言權。到1994年，當我完成了第三部著作即《中國走勢采訪錄》之後，我覺得應離開新聞界了。新聞記者雖是個很好的職業，但它隻是過渡性職業，如果以新聞記者為終身職業，也許是個悲劇。因為，我判斷中國新聞記者“鐵馬金戈”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未來幾年將不會有大的作為。1984~1994年，我經曆了中國風雲變幻的時期，包括小平同誌的第一、第二次南方講話，我認為自此之後會是很平淡的一個時期。如果記者隻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隻是一種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種事業，那麽我覺得夠了。加之感到體製的約束已經限製了我的發展，最後幹脆選擇“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