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因為中國麵臨數千年未遇之變局。社會在轉型，企業在轉型，不論是國有、還是民營，各區域也在轉型，甚至包括每一個人都在轉型。昨天可能對轉型不適應，今天能不能適應，明天如何適應，這是一個大學問。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衝突與矛盾、困惑與問題使得人們對策劃行業產生很大的需求。
昨天晚上我見了一個集團的負責人。這個集團是幹什麽的呢?是開發軟件的，專門開發教育軟件。在上海市很有名氣，叫上海東方教育研究中心。用了他們的軟件，一個校長可以同時管理6家學校。這是在全國絕無僅有的。下一階段也許我們會合作，在四川成都做一個教育產業的開發項目。我對那位負責人說：“其實你也是一位策劃家，中國的教育界不缺好的校長，但好的校長不一定是好的教育理論家，更缺乏的是第三者——教育產業家。現在你能一身兼三任，既是很好的學校管理者，又有自己獨特的教育理論體係，同時進行教育產業化運作，的確難得。”
由此我感到，在社會轉型時期不僅策劃人在從事策劃，很多企業家本身就是很優秀的策劃人。沒有策劃，企業怎麽能超常規發展呢?在這個意義上說，策劃產業的快速發展是社會急切的大量需求造成的。
第二，轉型期出現了真空，傳統的理論武器庫中找不到現成的解決大量新問題的武器，這就為策劃人提供了廣闊的空間。1999年，我們介入了武夷山的旅遊項目。武夷山申請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按他們原來的思路，搞個新聞發布會，請黨中央領導來恭賀一下就行了。但是現在，借這個機會做市場，怎麽利用好這個契機把武夷山介紹給全中國、全世界，讓市場認可它？這涉及到對武夷山要有個定位，並根據理念定位進行形象推廣和展示。除了提高武夷山的知名度以外，能不能促使它的產業升級和為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創造條件，這也是我們要考慮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