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有這樣一種甚為貼切的名聲：它既難以理解，非常依賴推測，同時又有極大一部分內容在20世紀30—70年代之間消失在了英美哲學中。至於消失的原因，部分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懷疑德國哲學可能是納粹主義的同謀。直到近年，英美哲學界才開始真正重燃起對像黑格爾和海德格爾這樣的人物的興趣。這種對德國哲學的興趣之複蘇並不局限於學院哲學中，它與一個因素息息相關，那就是人們對當代世界何去何從產生了一種普遍的危機感。這一危機感又與一個關鍵的因素相聯係，這一因素常常被稱為“現代性”。現代性出現於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社會，但總的來說，它都包括了一些相同的特點。尚未進入現代的社會通常依賴一種傳統的且被神學加固的世界圖景，即便此種圖景中包含的矛盾常會導致暴力事件和社會混亂，但它仍然為人們如何回應世界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背景。與之相反，現代性強迫文化與現代自然科學之崛起以及新的生產和交換方式所產生的後果相對峙。這種對古老秩序確定性的威脅常常會產生創傷性的影響，使許多人對原有秩序抱著僵化的觀念不放。他們反對新秩序帶來的改變，哪怕他們自己其實也受益於這些改變。隻有當某些災難性事件發生後，才有可能證明轉向更穩定的新秩序是不可避免的。
這一論證的許多方麵都可以被應用到現代西方文明的種種矛盾態度中。但是，最為直觀地表現了現代性變遷的，還是德國曆史上從17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進程。在對待此種變遷的問題上，德國哲學更像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它既是德國曆史的症候，同時也是人們努力認清人與世界是如何相妥協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資料來源，在這個世界裏，正如卡爾·馬克思1848年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一切已然確立的牢固事物，全都化為了灰燼；一切神聖的事物，全都已被褻瀆；人們終於被迫在令人神誌清醒的日光下看清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的關係。”因此，德國哲學作為一把雙刃劍，對於探討當代世界的困境而言十分珍貴。近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雖然科學打壓了許多傳統宗教中的教義，消費主義也在逐漸動搖傳統社會中的宗教價值觀，但在很多地區，對宗教的需求仍然沒有消失。從前借由宗教而滿足的需求與現代科學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社會影響之間的矛盾，正是大部分德國哲學所關心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