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已經提到，在窩闊台統治的廣大國土上實際上並存著多種互相獨立的經濟製度。僅中原地區就存在著蒙古、伊斯蘭和中原三種經濟模式，而前兩者因為其“超經濟剝削”的性質，與後者有著直接矛盾。因此，代表這些利益集團的大臣們，經常在窩闊台的汗庭上爆發直接衝突。
從理論上講，因為蒙古貴族和西域商人在經濟模式上的“互利”和“合作”，在政治地位上西域商人是遠高於中原漢人的，而中原漢人得以和蒙古貴族及西域商人在朝堂上分庭抗禮，完全是因為耶律楚材。
因為契丹和蒙古同屬遊牧民族且都與金國有深仇大恨，在蒙古滅金的過程中，金國的許多契丹將領都義無反顧地當了帶路黨，協助蒙古大軍滅亡了金國。而耶律楚材這種漢化的契丹貴族，則為蒙古統治者出謀劃策，這種特殊的關係使契丹人在蒙古帝國有著特殊的政治地位。
漢化的契丹貴族耶律楚材成為中原勢力在蒙古帝國政治舞台上的代言人，
其政治地位在失吉·忽禿忽之下
耶律楚材作為契丹人，利用這種政治地位以及其在成吉思汗時期積累的政治資本，成為中原勢力在蒙古汗庭的代言人。
蒙古勢力的代言人則是失吉·忽禿忽，他是成吉思汗的六弟，在成吉思汗時代擔任“大斷事官”。早年，他是在中原地區實行漢法的先鋒，但觸及蒙古貴族核心利益時，他則成為蒙古守舊勢力的代言人。在中原地區裂土分民、實行蒙古舊俗中的“投下製”，就是他製定和實施的。耶律楚材作為中書令，地位實際上在失吉·忽禿忽之下，他能夠在朝堂上與失吉·忽禿忽抗衡，是利用了自己特殊的身份以及漢人將領的支持。
西域商賈的勢力代表則是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他在成吉思汗時代就擔任大宰相，治理撒馬爾幹的州邑。太宗元年（1229年），詔命牙老瓦赤總理西域財源，征調賦稅以丁計。太宗十三年（1241年），窩闊台又命牙老瓦赤主管中原地區的經濟，其權力變得越來越大。他與耶律楚材的權勢不相上下，甚至更高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