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特別是中國人和美國人，這兩個在“二戰”中與日本作戰的主要國家的國民，在談到日本帝國從19世紀後半葉到“二戰”期間的一係列軍事擴張活動時，幾乎會條件反射式地將其與“武士道”聯係在一起，前者的看法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代表，後者的看法則因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與刀》而幾乎成為世界範圍內公認的定論。
美國視大部分繳獲的日軍裝備為垃圾，隨意摧毀、丟棄，
唯獨對軍刀格外重視，收繳了約80萬把，並精選了3~5萬把帶回美國，其餘全部摧毀
中國人視“武士道”為日本侵華的思想根源，美國人則以相似的態度開始了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民族性格改造工程。戰敗的德國人和日本人成了美國人手中的白鼠，美國人以“從精神和氣質上斷絕軍國主義根源”為指導思想，對二者進行了一種有趣的“文化閹割”，前者永遠地失去了東普魯士這塊發祥地，以及一切與普魯士相關的地名。後者則失去了約80萬把日本刀（包括美軍繳獲的軍刀和民間刀劍），一切與武士有關的體育活動也都被禁止，如劍道，直到1954年。
然而，在那本著名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問世十年前，比利時法學家德·拉維裏拉（De·Lavilla）詢問該書的作者新渡戶稻造日本是如何進行道德教育的時候，新渡戶稻造承認自己當時並未意識到日本有一種叫作“武士道”的道德傳統，或者說，他並不認為武士道是一個可以代表當時日本大部分國民道德特征的道德體係。很顯然，新渡戶稻造是在與西方的接觸中才逐漸產生了“武士道即日本國民道德準則”這一概念的。他在《武士道》一書中有意無意地將武士道與西方的騎士精神進行比較，使日本人在道德和人格上與當時的西方人獲得了相對平等的地位，並且使這一點為許多西方人所接受，當涉及西方人難以理解的諸如“孝”之類的概念時，他便故意避而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