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美國戰略思想家伯納德·布羅迪(Bernard Brodie)曾經作出這樣大膽的評價：“這不僅是一本最偉大的探討戰爭的書，而且是唯一一本。”對此，人們很難提出異議。任何試圖收集軍事理論文集的人，都會發現他們很難找到可與克勞塞維茨的作品相媲美的著述。其他戰爭學作家幾乎沒有任何一位能像他那樣，成功地超越當時政治或技術環境對他們思想所施加的限製。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這樣的戰爭學作家，他們的著作闡釋了一代又一代人是如何思考戰爭的，但能夠深入時代的短暫表象之下，將戰爭視為一項通過使用有目的的暴力來實現目標的政治活動的戰爭學作家，這樣的人卻少之又少。當然，成書於春秋末期的《孫子兵法》也是一部權威之作。在克勞塞維茨同時代人若米尼(Jomini)的作品中，在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及其古怪的同時代人富勒(J. F. C. Fuller)的作品中，也都有一些可圈可點的章節。此外，人們也能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發掘出許多有趣的見解。在早期作家修昔底德和馬基雅弗利的附帶說明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發現許多智慧。但是，沒有任何係統的研究能夠與克勞塞維茨的研究相媲美。軍事分析家通常關心的是如何為他們自己的時代和社會提供建議，而不是為子孫後代提煉智慧。
克勞塞維茨表達了一個謙虛的願望，即他的這本書不會在兩三年後就被人遺忘，而是“或許會被那些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的人不止一次地拿起來”[1]。他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幫助他的同胞和同時代的人。他曾是普魯士軍官團的一員，忠誠於霍亨索倫王朝，但是在麵對法國大革命引發的政治浪潮時，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這個王朝所麵臨的問題。他認為法國的侵略威脅在1814年至1815年雖然被歐洲列強製止了，但卻並沒有被消滅。如果他試圖理解抽象意義上的戰爭，那也隻是為了確保未來普魯士及其盟友能夠更迅速、更有效地對這個“世仇”發動戰爭。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職業軍人，專注於為同僚寫作，而不是一位在政治科學學院作演講的學者。他特意把自己的分析局限於對某個製訂作戰計劃的指揮官直接有用的東西範圍內。他具有實際工作者那種對抽象概念、主張和素材的恐懼，因為這樣的抽象概念不能與實際情況直接聯係起來，這樣的主張不能以例證來支撐，這樣的素材與手頭的問題無關。當然，作為一個思想家，他試圖深入問題的本質，但是他卻總是把理論和實踐聯係起來，故意忽略研究對象中與自己熟悉的作戰並沒有直接關係的所有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