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於1792年4月輕快地對奧宣戰是因為，內部勢力(國王、法耶特派、吉倫特派)相信，此乃獲取政治權力的方式。雖然他們各懷鬼胎，在關鍵一點上他們的意見卻是共同的：其決策嚴重失誤了。路易十六在衝突後9個月被送上了斷頭台；拉法耶特投了敵；盡管吉倫特派的確在1792年8月從立憲君主國的廢墟上接管了權力，但隨後它還要與自己打開的潘多拉魔盒苦鬥。隨著法國陷入恐怖時期，吉倫特派於1793年6月被其心如鐵石的敵人雅各賓派(羅伯斯庇爾領導的更加激進的共和派，他們務實地與巴黎群眾聯合，並主張以更嚴厲的手段處理危機)清洗，其領袖在10月被送上了斷頭台。[1]戰爭沒有以法國輕鬆速勝告終；到18世紀90年代後期，它發展成了席卷全歐的衝突。因為它並非理想意義上法國大革命與歐洲舊秩序間的鬥爭，而是長期以來國際矛盾的產物。並不是說法國大革命與之無關，因為經曆這場政治考驗後，法國崛起成為了對歐洲安全最大、最重要的挑戰(不過同時代政治家們並不總這樣看)。
戰爭還令大革命的未來滑向不可預知的進程：最終，百轉千回，它將法蘭西共和國置於拿破侖·波拿巴的獨裁之下。然而，從各種意義上看，拿破侖戰爭均非法國革命戰爭的延續。雖然法蘭西共和國曾經也是具有侵略性和支持擴張主義的，但拿破侖的野心從地理上而言甚至更大，其目標較少基於法國的戰略安全而是源自拿破侖自己對政治權力的渴望。不過，若沒有法國大革命與戰爭，拿破侖永遠無法在1799年攫取權力，也永遠無法繼承他最重要的武器：生機勃勃的法國，其軍力和擴張能力都令人生畏。1792—1815年曠日持久、生靈塗炭的法國戰爭，主要應歸咎於法蘭西共和國與拿破侖咄咄逼人的擴張主義。但它並非唯一的緣由：當法國軍隊橫掃歐洲時，其他國家也在積極、投機地謀求自身領土和戰略利益。究竟是什麽讓18世紀廣泛的國際競爭演變為一台絞肉機？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2]對一戰的解釋，恐怕同樣適用於法國戰爭：“各國……滑進了這口沸騰的戰爭大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