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原野，早上煙霧彌漫，刺刀在晨曦中閃光，如此明媚；如今卻在潮濕陰霾籠罩下，散發著刺鼻怪異的硝石和血腥味。一兩朵烏雲聚攏來，細雨落在死者身上，落在傷員身上，落在驚惶、疲憊而又迷惘的人們身上。雨點仿佛在說：“行啦，行啦，好人們。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們都在做什麽呀？”[1]
法國革命戰爭與拿破侖戰爭在19世紀的意識中充滿苦痛：列夫·托爾斯泰對博羅季諾戰役(1812年9月7日爆發於莫斯科以西、俄軍與拿破侖大軍間的慘烈戰役)的描繪，生動再現了一幅大自然控訴人類野蠻的地獄景象。其餘作家使用“大戰”(Great War)一詞來追憶1792—1815年間的衝突，直到它被用於指代奪取了成百上千萬生命的工業化屠殺——一戰。與那場浩劫相似，法國戰爭代表著既有國際秩序的崩潰。它們均為災難性的爭鬥：本章將解釋為何在18世紀末會興起這樣的一場衝突。
歐洲的國際體係
法國革命戰爭與拿破侖戰爭，源於瓦解18世紀歐洲國際秩序的一係列慢性“**”。國際關係由五大強權(它們彼此存在互相衝突的戰略抱負)構建：大不列顛、法國、普魯士王國、奧地利(中歐與東歐的多民族大帝國)以及俄國。不列顛竭力從大陸的亂局中脫身，因為其“搖錢樹”已經轉移到了貿易、帝權和未來的全球治理活動。然而由於對其商業、帝權上的成功心懷嫉妒的可怕對手的存在，不列顛無法回避在歐洲保家衛國的需求。
主要對手當數法國：兩國經常在印度和北美爆發衝突，盡管英國人在七年戰爭(1756—1763)奏凱後占據了優勢，但法國人通過援助反叛不列顛的美洲殖民地而得以報仇雪恨；後者還與荷蘭[2]、西班牙結盟，最終通過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贏得了自由。然而，法國始終無法對英帝國霸權形成致命一擊，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陷入了戰略窘境。18世紀法國波旁君主們向往海上的榮耀，但地理上的現實是：王國依舊是個大陸政權。其“阿喀琉斯之踵”位於北部邊境，法國在此麵臨著另外的勁敵——奧地利人。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著如今比利時的大部分(即奧屬尼德蘭)；奧國皇帝間接在德意誌行使著權威，遏製了法國向北、向東將國土擴張至一條易守難攻邊界的野心(其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標是萊茵河)。這種法國的壓力，連同對它的抵抗，將低地國家與萊茵蘭變成了戰場——所謂的歐洲“鬥雞場”(cock-pit of Europe)。